【九原春秋】吕布的边地人意识-九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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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生活，是力量，是尊严，是灵魂，是信仰，是精神，是一切创新的源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由此，为增强地区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提升全民人文素养，【九原发布】在”九原春秋“ 板块特推出“秦汉时期的九原”专栏。栏目将以”秦汉文化论坛“为依托刘墨林，从各位业内专家学者的论文中摘选出精彩段落供大家学习与品读，以启淳淳九原民风、明煌煌乾坤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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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九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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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布的边地人意识
赵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摘 要：并州九原人吕布是东汉末年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重量级人物。他曾经是董卓军事集团的重要将领，其后又与同样来自并州的司徒王允联手除掉董卓，成为改变时局的大英雄。离开朝廷进入关东之后，吕布统领并州武装纵横于兖、徐一带，参与军阀混战，一度被视作最为强势的政治集团之一。最后，吕布兵败被杀，其政治生涯戛然而止。对于这位一位历史人物，后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予以了关注和研究，对吕布的成败原因做出多种解释。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从地望观念或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吕布及其所代表的并州势力在汉末政治舞台上的表现略陈己见。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前言

九原为两汉边郡。两汉之北方边郡，从东面幽州之辽东诸郡经正北并州之云中、五原诸郡再到西北凉州诸郡，都属于国防前线，习染游牧民族骑射之风，又是　中原豪猾移入地区，民风强悍尚勇难近母，质胜于文，在民风民俗方面具有共同特征。《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具有明确记述。王子今先生在研究汉代区域文化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北方边郡在文化上的共性，故将之归为一类，以“北边军事区”命之。边地文化与内郡文化的确存在着差异，特殊时候还存在着对立。两汉社会承平时期，内郡文化更为强势，边地文化相对为弱势。当边地人与内郡人形成竞争态势的时候，这种差异或者对立，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边地人彼此走近、“抱团取暖”的诱因。仍以吕布为例。
1、吕布与董卓
从地缘的角度看，吕布是并州人，董卓是凉州人，同属边地人，又皆是武人。无论是从地缘属性，还是从阶层属性看，他们都不太容易获得中原士大夫群体的认可与拥戴。董卓除掉了宦官集团，但是仍然无法取得中原士大夫把持下的朝廷的信任。吕布与董卓所代表并州人与凉州人之结合，实有其地望文化方面的原因。
2、吕布与刘备
刘备是涿郡涿县人，属幽州。刘备代陶谦为徐州牧后，吕布为曹操所败，前来投靠。《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描述其时场景曰：
布见备，甚敬之，谓备曰：“我与卿同边地人也。布见关东起兵，欲诛董卓。布杀卓东出，关东诸将无安布者，皆欲杀布耳。”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名备为弟。备见布语言无常，外然之而内不说。

所谓“我与卿同边地人也”，点明其与刘备在地缘上的亲近关系，运用“边地人”意识套近乎，意在得到刘备的认可与帮助。刘备的确收留了走投无路的吕布，吕布后来乘机袭击刘备，但是又在袁术大兵压境时帮助了刘备，二人的关系反反复复。在那个尔虞我诈、轻于去就的混乱时代，吕布与刘备的合合分分，主要是考虑到各自的利益，而不是感情匡志均。但是“边地人”意识在他们合作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仍然不应该忽略。

两汉时期，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在官方“移风易俗”政策的持续作用下，区域文化风俗存在着从“九州异俗”向“六合同风”流变的趋势，但是这个进程相当缓慢，区域之间的文化差异仍然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相当明显的。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们，往往会就区域文化的差异进行比较 。所谓“山东之士，素乏精悍”，“关西诸郡，颇习兵事。”，是从武勇的角度揭示关东之劣与关西之优。所谓“生子当置之齐鲁之乡。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是从礼文的角度贬燕赵而褒齐鲁。王元也业师孙家洲先生研究指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方式，自秦汉以来处于不断强化的过程之中甩饼歌，但不同区域之间人文风俗的差异，却一直延续下来。

即便政治上处于‘大一统’盛世的有效控制之下，这种不同的区域风俗，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地域之间的抗衡、排斥、敌视的社会意识，也仍然顽强地存在，乃至于成为一个时代的重要文化现象。” 王子今先生也强调：“与怀有共同乡土情结的人们相互容易建立友爱关系相反，出身不同文化区域的人们往往容易产生相互鄙视相互敌对的情感倾向。”“在当时的社会，不同文化区域间人们相互之间心境的不理解，情感的不融洽，可能是相当普遍的情形。”
到东汉后期，随着地望观念的发展，区域文化的比较愈演愈烈。其标志之一清云梦悠悠，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以记述地方风俗为主要内容的地志类作品，如应劭所著《十三州记》和《地理风俗志》，赵歧所著《三辅决录》，袁汤所著《陈留耆旧传》。圈称所著《陈留风俗传》三卷和《陈留耆旧传》二卷，赵宁所著《蜀郡乡俗记》卢植所著《冀州风土记》。卢毓的《冀州论》及何晏的《冀州论》。如孙家洲先生所言，这些作品“大多是由名人名宦对本籍风情的记述和整理”无赖折花。其主旨则是记录并总结本地的风物人伦，抬高本地的文化地位。这是区域意识的觉醒，也是区域文化比较与竞争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卢植所著《冀州风土记》、卢毓的《冀州论》及何晏的《冀州论》中的“冀州”，应是包括了冀、幽、并三州在内的大冀州，即《禹贡》九州中的冀州。卢毓《冀州论》列举冀州各地特产，涉及到的地名有常山、魏郡、真定、安平、河内、房子、中山、河东等帝王汤，未涉众多冀州边郡。这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对并州文化及边地文化的漠视。张华《博物志》记述河东郡：“近盐沃土之民不才，汉兴，少有名人，大衣冠三世皆绝也。”河东是并州的发达地区，其在时人的区域观念中尚且如此不得好评，那么整个并州的整体情形就难言乐观了。



一言以蔽之，在汉末中原士大夫的正统观念中，并州文化属于一种弱势文化。出自弱势文化区的人物参与政治竞争，其受到主流文化与主流政治群体的认可，难度是相当大的。吕布后来的处处碰壁与最终失败，或许也可从这一角度得到一点解释。

文：赵凯
图：九原发布综合整理
编辑：张鹏飞
责任编辑：周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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