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原春秋】论汉匈冲突的性质及深层原因（二）-九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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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生活，是力量，是尊严，是灵魂，是信仰，是精神，是一切创新的源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由此，为增强地区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提升全民人文素养，【九原发布】在”九原春秋“ 板块特推出“秦汉时期的九原”专栏。栏目将以”秦汉文化论坛“为依托，从各位业内专家学者的论文中摘选出精彩段落供大家学习与品读，以启淳淳九原民风、明煌煌乾坤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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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九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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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匈冲突的性质及深层原因（二）
龚留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九原位于秦汉帝国的“北边”，见证了汉匈两大民族的历史性冲突。在中国古代，华夏和戎狄从来都不是以血统来区分的，所以汉匈冲突的性质是文化的而不是种族的。汉匈冲突的原因一是中原统治者要把自己的制度推广到边疆，使四夷“内属”，实现“王者无外”的目标，但却受到蛮夷的拼死抵抗；二是农业文化对土地的渴求，使之中原统治者诱导四夷“贵货易土”，进而让它们主动“归化”。只要地理环境许可，作为古代优势文化的农业文明的扩张就不可遏制。但由于长城以北特殊的环境条件，这里只能存在与中原不同的游牧文化类型。于是马背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对抗，就成为贯通中国古代历史的一道恒常风景。


“王者无外”与汉匈冲突
“文化”一词内涵丰富，很难有准确的概念界定，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层面。那么，汉匈文化冲突究竟由于何种因素而引起呢？
中原华夏人以农立国，其村落定居、五谷熟食、丝织衣帛等生活习惯，确与游牧经济下的蛮夷戎狄有很大不同。但在文化的物质层面，双方完全可以互通有无，沟通交流，仅此不足以引起激烈冲突。春秋时秦穆公给戎王送去“女乐二八”，“以夺其志”，戎王不仅不拒绝，还“受而悦之，终年不还”（《史记·秦本纪》）。西汉初奉行和亲，“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这些也受到匈奴上层人物的喜爱，并且逐渐嗜汉财物，离不开关市贸易离子接地极。同样，西川茂中原人对胡马、毛皮、乳酪、苜蓿等物品也不排拒。

在精神上，中原华夏文明的核心是以忠孝仁义和诗书礼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它们在古代观念世界达到了一个让周边族群无法企及的高度，被纷纷仿效。但是它的基础是农业文明，一旦置于其他文化类型如游牧环境下就会顿失光彩爱神一号。汉初的匈奴不仅“无文书”，而且“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如“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等（《史记·匈奴传》）。两种文化的伦理精神不同，但在各自的环境下都是合理的。《史记·匈奴传》记载了中行说与汉朝使者的辩论，《史记·秦本纪》记载了秦穆公和西戎人由余的辩论，双方基于各自的文化本位，都对对方的价值观表示了拒绝甚至蔑视的态度。语言、礼俗、信仰和心理定式，都属于文化系统的精神层面，各个不同的共同体可以各行其道，也可以辩论各自文化的优劣，但也仅限于口舌之争毕龙欣，它不会促成人们大动干戈兵戎相见。

从本质上说，是政治利益或制度的不同促成了中原王朝和四边蛮夷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是基于统治与反统治、奴役与反奴役的尖锐矛盾导致了双方的武力冲突。
平实来看，任何政权及其统治者在灭国拓疆上都是“欲壑难填”。但限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匈奴单于的眼界和野心都还有限，对中原的侵入还多以掠夺人口财物为目的。如在刘邦“白登之围”时，匈奴阏氏对单于冒顿说：“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单于终非能居之。”（《汉书·匈奴传》）看来如果不是社会政治高度成熟，蛮夷是不会想到来中原作天子的。而中原的皇帝就不同了。他们不仅是要蛮夷作藩属和外臣，而是在条件许可时一定要剥夺它们的自治权，让它们内迁直接作皇帝的郡县子民，这就不能不导致其拼死抵抗。
按照“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理念屈原管理区，中原天子不仅是华夏人也是包括蛮夷戎狄在内天下所有人的天子。《孟子·滕文公上》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是基于优越文化所产生的使命感，华夏人有责任不断向外推展文明，使夷狄也沾染德教，此即“王者无外”。这是先秦诸子共同认可的目标，但各家主张的实现路径却有不同.《论语·季氏》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举牌照。”儒家主张通过渐进的和平的以文化浸润的方式“以夏变夷”，一般不需要武力。而战国的显文化是法家和兵家，其理论则对秦皇、汉武的开疆拓边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秦始皇刚统一六国，就马不停蹄地要“抚有蛮夷”,“以属诸夏”苏菲兔，使“皇帝之德测孕纸准吗，存定四极”（《史记·秦始皇本纪》）。他北征匈奴柯家洋，在河套地区设置九原郡；南开五岭，建南海等三郡。但是，由于其种种举措超越了社会负荷的极限，“边疆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开疆之举有始无终特工狂妻。
由于种种内部的困难和军事实力的不济，比起秦始皇的拓边来，汉初统治者收敛了许多。南越对中原名义上的藩属关系而实际上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也算给汉朝挽回一些面子；但他们与匈奴的“和亲”则是汉朝十分不情愿的。汉文帝曾写信给匈奴单于确认说：“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于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治之。”这种对两个平等政权分治现实的承认，明显不符合传统上“王者无外”、“以夏变夷”的理念，因而对统治者来说也是屈辱的和不可接受的，同时也被认为只是暂时的过渡性的谋略而已。

汉武帝一代雄主，秉承汉初六十年的物资厚积，在对外拓边的声势规模上又远在秦始皇之上。他的思想动机，一是要为祖先当年所遭到的羞辱复仇，所谓“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汉书·匈奴传》）。二是传统上“王者无外”的观念，即不惜以武力将自己的社会模式强加给夷狄之人，要“德润四海”，“施乎方外”。汉武帝的目标当然是要让匈奴俯首称臣，在辽阔的北方实现汉朝的直接统治，结果遭遇对方的顽强抵抗，“兵连祸结三十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从短期看，汉朝皇帝的目标只能说是有限的部分的完成了；但从长期看，这个目标基本上没有实现的可能。或者说栾馨，在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的条件下，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战略任务。

文：龚留柱
图：九原发布综合整理
编辑：橘生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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