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哥说历史】康生在山东为何独赴刘格平的宴-这里是九哥
—请点上方蓝色“这里是九哥”添加关注—

【题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冲锋岛。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句话是孔子的第二大徒弟端木子贡说的。意思是：纣王的恶名，（或许）不是传说中的那样严重。但是君子（泛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士族阶层）不喜欢居于人下，或者说希望获得更多话语权，（一旦不被重视年兽的故事，或者地位不如人），天下的骂名（不管真实不真实）都被这些人强加给纣王了。
据康生的秘书李鑫回忆（下面这段故事出自凤凰卫视的一个纪录片，多年前我曾经十分认真的看过很多遍），康生1947年被调离延安到山东工作，尽管并没有具体工作安排，但此时的康生仍是七大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曾经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地位仍然十分显赫。所以华东局和山东解放区党政军领导中希望宴请他的人很多，但康生一概拒绝，唯独刘格平——时任华东局山东分局渤海区党委副书记，提出宴请的时候，康生赴宴了。
当时李鑫才到康生身边工作不久，对此大为不解。因为，这个刘格平不过是一个副师级的干部，和饶漱石、陈毅、张鼎丞、张云逸这些人隔着山一样的距离。李鑫疑惑的是，为什么那么多党政军大员的宴请康生都拒绝了，偏偏去赴一个很不起眼的干部的宴？
饭后，康生和李鑫在回去的路上聊起了刘格平：国民党设在北平西城的草岚子胡同的草岚子监狱，也被称为北平军人反省院分院。30年代初牡丹亭外，这座监狱里关押着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62名中共党员。他们大都是在1931年地下党遭到大破坏时被捕的。到了1936年，日军已经逼近平津，如果日军接手这座监狱，这些共产党人有遇害的可能。
之所以只是有遇害的可能，是因为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这批共产党员完全可以堂堂正正的走出国民党的监狱。
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提出了一个特殊的建议，就是让这批人履行国民党监狱机关所规定的“签字”手续，也就是以“假自首”的方式出狱。由于事关重大赵婉妮，刘少奇将此事上报中央，请求中央批准这个非同寻常的决定。不久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回电同意用此方式出狱。当时中央最高领导层共四人，排列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和博古。
几经反复，在确认这的确是经过中央（其实毛、周并不知情，这是张闻天个人决定的）特殊批准的决定之后，从1936年8月下旬开始，关押在草岚子监狱中的薄一波等人开始陆陆续续履行狱方规定的手续，离开监狱。但是有一个人却不愿意履行国民党监狱机关的出狱手续，他就是刘格平。
刘格平说我宁肯让国民党杀掉，让日本人杀掉，背叛党的事情打死我也不干。最后，草岚子监狱关押的62名共产党员有61个都出了狱，只剩下刘格平一个人坚持牢底坐穿。当然，因为61个共产党员都出了狱，刘格平就成一名政治犯变成了刑事犯，和那些杀人、放火、抢劫、盗窃的罪犯关在了一起。直至1944年4月刑满出狱，刘格平比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他们多关了八年。
刘格平出狱后，当年的狱友们显然都已经在各个部门身居高位了重生神犬，而刘格平出狱三年后也才干到副师级。
从李鑫的回忆看，康生对此唏嘘不已，十分赞叹。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革文开始后，那些写了自首材料的人成为了叛徒集团。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有和九哥一样的感觉：实用主义的做法并非设计师的独创，事实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包括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根源应该和这种实用主义第一的世界观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这一点上，九哥不能不站在康生同志的一边，为刘格平同志点一个赞，这才是有骨气有底线有原则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回过头来，再看康生，一个在这一问题上如此有原则的同志，真的有那么不堪吗？看历史真的需要多从这类小事细节去琢磨琢磨，慢慢就会有自己的判断了。
跟康生时间最长的秘书黄忠汉（还有一位就是李鑫，可惜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不多）关于康生的人脉关系有一些琐忆，细细品读很有味道：
1、康生和总理的关系
康生病重后，总理多次去病床前探望，说他们同年生（1998年），还说他们在上海一起工作（指“特科”工作）的只剩下三个人（指周、康、陈会计）了。康生比总理早逝23天（1975年12月16日），但这个消息没告诉总理，因为这个时候总理也不行了。总理在病危时对吴阶平说：“我这里不用了，你到康老那儿去吧！”现在书上都避讳康生而说成：“你到更需要你的人那里去吧！”
2、康生和设计师的关系
据黄忠汉说，康生五十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坐冷板凳。他重新起来，一靠主席，二靠设计师。六十年代，设计师和康生一起具体主持“反修”斗争。设计师1973年从江西回来，很快就带着全家去看病中的康生曹冲怎么死，哨兵不让进，我（黄忠汉）出去接他们。设计师全家见到康生，深深鞠躬。设计师谦逊而恳切地说：“康老，我还是个壮丁，还可以工作。”设计师回京后，这样急切地去看康生，原因有二：一则，邓和康关系不错；二则，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是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总管。当然雅沫心，在正式出版的关于设计师在“文革”的所有书籍中，讲到设计师回京后，去看这个人、那个人，篇幅都很大，而去看康生的事一点影子都没有了。
康生死时，康生的两顶桂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是设计师主持定论的。
在十一届三中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冠廷陈会计点了康生的名，说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要中央批判他，显然设计师对会计妥协了。但79年设计师复出工作后，所请顾问之一就有李鑫（康生的秘书）。有人要整李鑫，设计师保他，让他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职务……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刘少奇。但后来矛盾的焦点一度直指设计师，甚至把设计师说成是敌我矛盾，这样一来，设计师觉得没法工作了，就提出把他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所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交给“康老”——这恐怕是证明设计师和康真实关系的一个有力例证。
3、康生和江青的关系
康在延安告诉江青，你跟主席结婚，成为主席夫人，和你在上海当明星不一样。江青会见维克多的事，康生很不满。十大前团友网，江青求康生替她说说进常委的事，康生拒绝了。
黄忠汉说，有一天夜里，李讷（主席和江青唯一的女儿）敲他的门，说找康老，要告江青的状。
据关峰回忆，1967年2月10日，主席因为打倒陶铸的方式和程序的问题，批评了陈伯达、江青，并要中央革文小组开会批评他们。这个会显然只能由中央革文小组顾问康生主持。当他和王力去请康生时，康生说：“要批评就批评江青，连陈伯达都要自杀了徐湘涵，都是江青搞的！”关峰劝康：“康老，要顾全大局……”而这个小组会因为江青未参加而未遭到批评。
就康生和陈伯达相比，江青对康生还是比较尊重的，多人回忆录记载江青像“三娘教子”那样训斥陈伯达，但没有人见过江青这样对待康生劳伦杰克逊。从总理起到普通工作人员，对江青，都称“江青同志”，而康生则经常直呼“江青”其名。这可能是从延安继承下来的习惯。但这并不表明，康生不尊重江青，也许只能说康生不怕江青吧。
新朋友请关注九哥微信公众号
公众号名：这里是九哥
公众号ID：jiutian369f

使用苹果手机打赏的朋友请留名留言，以便专程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