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山有路】书摘┃五帝三皇神圣事，一篇读罢头飞雪〔读“二十四史”〕-银浪之声

为读者发现好书，为好书寻找读者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贝空，尤其青睐二十四史。1952年，工作人员为毛主席添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此后的二十四载，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之余，用顽强的毅力通读了这部历史长卷，有些史册和篇章还两遍、三遍、四遍地研读过。他在研读二十四史时，用不同颜色的笔写下了大量图画和批语。这些是毛泽东情感和思想的率直流露，“五帝三皇神圣事”“一篇读罢头飞雪”这或许就是毛泽东心境的最好写照。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
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董翠婷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蹻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
东方白。
——毛泽东1964年春《贺新郎·读史》（见《毛泽东诗词选》）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奥仲麻琴？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继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后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于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徐佳颖。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假话。
——摘自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见《新华文摘》1994年第二期）
【精讲】
中国的历史书，是毛泽东读书的基本内容之一。“二十四史”，是最权威的“正史”。“正史”一说，始见于梁代阮孝绪《正史削繁》。后《隋书·经籍志》把以君主的传记为纲领的纪传体史书列为正史，历代大体沿用其说。清代乾隆年间编辑的《四库全书》又确定以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并规定凡不经“宸断”（皇帝批准）的不得列入，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这“二十四史”的卷数、写作年代与修撰人员如下：
史记130卷西汉·司马迁
汉书100卷东汉·班固
后汉书120卷南朝宋·范晔
三国志65卷西晋·陈寿
晋书130卷唐·房玄龄等
宋书100卷南朝梁·沈约
南齐书59卷南朝梁·萧子显
梁书56卷唐·姚思廉
陈书36卷唐·姚思廉
魏书114卷北齐·魏收
北齐书50卷唐·李百药
周书50卷唐·令狐德棻等
隋书85卷唐·魏徵等
南史80卷唐·李延寿
北史100卷唐·李延寿
旧唐书200卷后晋·刘昫等
新唐书225卷北宋·欧阳修等
旧五代史150卷北宋·薛居正等
新五代史74卷北宋·欧阳修
宋史496卷元·脱脱等
辽史116卷元·脱脱等
金史135卷元·脱脱等
元史210卷明·宋濂等
明史332卷清·张廷玉等
一部“二十四史”，囊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风风雨雨。毛泽东读后，则以诗人的笔调说自己，“一篇读罢头飞雪”，他充分感受了其包含的“几千寒热”。
“二十四史”，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便读过其中的不少内容。但他完整的阅读，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
1952年，毛泽东添置了一部乾隆武英殿本的线装本“二十四史”，共八百五十册，两千二百四十九卷，约四千万字。从此，这成为他最喜爱读的一部史书。为了便于阅读查找，他在一些列传、本纪的封面上，用苍劲的笔迹标出传、纪的人名；绝大多数书中，他都作了圈点、断句；有的封面和天头上画着两三个圈圈的标记，《旧唐书》、《新唐书》从头到尾都有圈点勾画，有的地方，他还细心地改正了错字。
在《辽史》的封面上，毛泽东除了列出“本纪三十，志三十二，表八，列传四十五，总计为一百一十五卷”的总目数提要，还写了这样一段话：“《辽史》总列一百一十五卷，而本纪、志、表、列传，分数总和为一百一十四卷，错在志十七上，又有十七下，和其他条体例不合，按其他各项体例，则应为十七、十八，应加改正。类推，则志当为三十二卷。”为了一卷之差，竟考核如此之细汾阳天气预报，在史家中也是不多见的，由此可知毛泽东读史之细了。
这部史书，毛泽东生前不知反复看过多少遍，许多册的封面和其他一些地方都磨破了，许多页上还有他阅看时留下的种种痕迹。1958年2月10日，毛泽东为了查证贺知章当时是否带家眷一事，还查了《唐书·贺知章传》。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毛泽东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等。1964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说自己被史书迷住了，要把“二十四史”读完，现在正在读《南史》、《北史》。1969年6月，毛泽东在武昌期间，深夜里还不知疲倦地再读《南史》中的《陈庆之传》汪嘉伟，批注说“为之神往”。直到1975年，毛泽东已经病魔缠身，写字时手都有些颤抖了，可他还是认真细致地再一次阅读这部史书。有三册《晋书》的封面上写着“1975，8”，有五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写着“1975，8再阅”、“1975，9再阅”的字样。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阅读“二十四史”花费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极其认真的。
毛泽东不仅自己读“二十四史”，还积极支持“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1956年，标点的《资治通鉴》出版后，毛泽东又指示出“二十四史”标点本，首先指定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曾写信给田家英说：“主席指示标点出版前四史……现送去《史记》排样两份……如果方便，请转呈主席一阅。”后来齐燕铭、范文澜、吴晗、金灿然等建议将其余二十一史（包括《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毛泽东深表赞成。后由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合力负责，组织全国四五十个专家和五个院校通力合作，完成了此项巨业。
为配合通读“二十四史”，毛泽东还通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和各朝代的“纪事本末”等史书。在这些书之间，先看哪一本，后查哪一本，毛泽东还有一定套路。这一点，从他1962年一段时期里向秘书要这几本中国历史书的先后顺序中可以看出个端倪。
1962年9月20日，毛泽东要《宋史》，秘书们送去了《宋史》和《宋史纪事本末》。
11月23日，毛泽东又要其他各朝纪事本末。
11月24日，他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
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可能是在研读《宋史》。至于《元史》的读法，他明确地说：看完《元史》，再看《通鉴纪事本末》，而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这是不是体现了他早年谈论“择书”时的读史方法呢？
从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批注、圈点、勾画中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学习这部史书，不是每一种都反复看，而是根据他自己的需要和计划来读。他采取的是通读、选读、精读的办法。这套史书毛泽东看得比较多的有《旧唐书》、《新唐书》、《汉书》、《后汉书》、《晋书》、《史记》、《三国志》、《明史》等十六种。特别是《旧唐书》、《新唐书》、《晋书》、《明史》，看的遍数更多游虎丘小记。《旧唐书》、《新唐书》基本上从头至尾都有批注、圈点和勾画，从中还可看出，有些章节，毛泽东至少看过五次以上。在他看得较多的这些书籍中，也不是从头至尾一遍一遍地反复读，而是有重点、有选择地读。特别是“纪”、“传”部分，毛泽东看得多，批注文字也多。如果像出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那样，把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留下的勾画和批注汇集起来编辑刊印，一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的仙境。
据曾为毛泽东管理图书达十七年之久的逄先知回忆，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对于“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阅读”。读书有乐趣分享，有史识共长。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单单是一般性地了解中国的昨天，不光停留在知其然上面，而是进一步知其所以然，考得失，明事理，以利于今天改造中国的事业。有一次，他正在大学读书的儿媳邵华期末考试时“中国通史”得了好成绩，毛泽东便让她谈谈刘邦、项羽兴衰的原因。邵华按照所记得的教科书中的内容回答了一遍，毛泽东听后笑着说，这是死记硬背，算是知道了点皮毛，但还没有很好地理解。他又说，要多读史料，多想想，能把“为什么”都说清楚，这一课才算学好了。他还对人谈起：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要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
毛泽东读史，有一个基本观点是贯穿始终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很多古书里，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及其领袖人物，大都被当作“贼”、“匪”、“盗”、“寇”，任加贬斥。但毛泽东却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读中国史书，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包括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陈胜、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直到李自成等的传记，他是常要看的，而且还看得很细。如在《旧唐书·黄巢传》后，毛泽东特意画了一张黄巢行军路线图。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可以说，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这个观点始终是他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我们可以举早、中、晚期三个例子来说明。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主持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据保存下来的当时学员的听课笔记，毛泽东是这样来分析中国历朝的兴衰发展的：秦朝末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起义旗，他们纯粹是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有汉高祖、项羽等皆起兵讨始皇，结果汉高祖胜，项羽等失败。高祖虽为地主阶级，但他胜利的原因在于，初入秦时，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得一般人之信仰神捕铁中英，故秦人大悦。项羽入关，粗恶无比，不得一般人之信仰，又一至咸阳便大焚秦之故宫，遂大失地主阶级之信仰，此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作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是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便把王莽说得怎样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均田制是王莽时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唯其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唐末黄巢起兵，所向皆克，由于不代表地主阶级利益，被地主们宣传为强盗，无恶不作，遂失败了。宋代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农民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致失败。元末，朱元璋是一和尚，平时睡着了常做“天子”之形，郭子兴见而奇之，收为部下，后代郭子兴而起。初能代表农民利益，以后遂变为代表地主的利益了，故能贵为天子……
毛泽东此时的认识和想法，还不像以后那样明确和深刻，但这毕竟是他直接用阶级分析法评说中国历史兴衰的较早实例，或者说是他的阶级斗争（其间又主要表现为农民起义）历史观的较早表述。他当时的基本认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根本上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只不过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历朝皇权的更替，都是地主阶级分裂的结果。历史上以农民起义为代表的进步的历史力量，或某一地主阶级集团在某一时期具有进步性，根本上是因为代表着农民利益的，所以，总是归于失败。
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南麂岛天气，毛泽东把他的上述历史观表达得更为明确，而且更有理论深度。他说：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我们在前面引述的1964年写的《贺新郎·读史》，可以说是毛泽东晚年对自己的历史观的鲜明表达奉新信息网。他以词论史，思路清晰，把他读“二十四史”所引发的感受表达出来，意味深长地体现了他的基于被压迫者立场上的“阶级斗争—奴隶革命”的历史观。上半阕以“彼此弯弓月”一笔荡过“几千寒热”的历史风云，即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下半阕则以革命家的立场，鲜明提出，一部“二十四史”，必须从“盗跖庄蹻”说起，必须从奴隶们“奋起挥黄钺”说起。
“二十四史”，主要记载帝王将相的历史。毛泽东晚年，对帝王将相是越来越反感，但这并不影响他读这套史书的兴趣。1966年8月28日，在接见当时的《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时，谈到红卫兵抄家，把古书都烧光了，毛泽东说：我家里也有一部“二十四史”，帝王将相的书。不读“二十四史”，怎么知道帝王将相是坏的呢？
相对来说，尽管“二十四史”被人诟病为“帝王将相家谱”，毛泽东越读越有同感，但他对今人编的历史书的兴趣却远没有这么大，也可以说，毛泽东对“古人曰”的着迷程度，要远远超过“今人说”。现代人尽管眼界提高了，手段与工具发达了，但治史的本领似乎并没有超过古人。这部分地说明了毛泽东为什么愈斥其非却愈迷其书的缘故。
——本文选自陈晋 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肆，历史·附录卷》，详细精彩内容请读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