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天津古旧书市：天祥劝业，古街文庙（上）-芷蘭齋
我在天津居住了八年，古文化街应该算是我最为留连忘返之地，已经记不清来这里有过多少回。虽然离津之后还来过此街几次，但细想之下，距上一次前来此处至少相隔了十五年。这么长的时段内，虽然也多次回到天津，但却并没有再次踏入这条最爱之街。这其中的原因虽然有多种，然而最重要的一条则是有朋友告诉我，这条街在天津整治海河的宏大工程中被拆掉了。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当然有些失落，但想一想，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似乎这条街的消失也是一种命中注定。
此次到天津参加《今晚报》举办的“第三届阅读推广天津论坛”，事先我给该论坛的组织者王振良先生打了个电话，问到他天津的古旧书街的留存。他提到几个地点，其中之一就是古文化街。与之一番交谈，我才明白自己以前得到的信息并不准确，天津古文化街只是进行了升级改造，并未彻底拆除。而我来天津拍照古旧书街，这里当然是首选之地。
乘高铁来到天津，天津站内排队打车之人，其队伍之长不在北京南站之下。虽然乘车地点是在楼下，但此处却是露天的广场，今日阳光充足，至少被曝晒了二十多分钟才乘上出租车。然而仅仅是起步价就开到了古文化街的入口处，虽然在津这么多年，但我却没有从天津站直接乘车到古文化街的经历，以至于并未留意两者之间这么近，这么近的距离让我大感不好意思，毕竟这位出租司机也在车站排了老半天的队。于是递给他二十块钱，告诉他不用找了。

古文化街入口处
停车之处并非我来此街的常入之口，因为天津的街道大多随着海河的弯度绕来绕去，故天津人指路少有按东南西北所言者，所以我也搞不清古文化街另一侧的入口是否是该街的西口，如果这种推断不错的话内田理央，我的常入之口应该在东口，而那一侧是与水阁大街相交。我对这条街名字记忆深刻的原因，是因为当地人有着特殊的发音，他们读“阁”为“稿”。也许是这条街的路牌我未曾看到的原因，所以在水稿大街往返过很多回，直到离津前的不久，我才知道这条街名原来是个“阁”字。

名字刻入了石头上
可能是升级改造的原因，我站在古文化街的西口，却有些茫然，因为在记忆中实在没有眼前的景象。然而此街入口处的正中所摆放的一块大石头上，却明确地刻着天津古文化街的字样。石头的后方则是一架制作颇为精美的石木牌坊，透过牌坊望过去，街内仍然是有着不少的游客，但跟十几年前比起来，显然不到那时的几分之一。人的心理就是怪：以前我来此街，总嫌这里游客太多，因我走路速度快，穿入此街中总会碰撞到其他的人，而此街内的两家古籍书店却是处在该街的近中段，故无论从哪个方向穿入，都会跟行人们发生冲突。而今，街内行人稀少绝世唐门顶点，又让我感叹商业的不景气。真不知道应当是怎样的不胖不瘦，才能符合自己的审美要求。

满地是钱

耳朵眼炸糕店
在入口处右手的位置，有一个长长的门面房，以商业眼光来看，这处门面房应当处在该街的黄金地段，古人说“买卖只差寸地”，哪怕两家相临的商铺，其业态的兴隆程度也会有很大的差异，而眼前处在黄金位置的这家商店，竟然是“耳朵眼炸糕”。此物乃是天津的名品，被称为天津三大小吃之一，我印象中该店的原位置距这里还有一站地的距离，不知是否为我记忆所误。但此店飘出的香味，却勾起了我的怀旧味蕾，于是我走上前买了四块，而这四块却是四个口味。于是我站在这大街之中，相机挎在身后，双手捧着耳朵眼炸糕，十分畅快地吞食掉其中的两块。

熟悉的招牌

游客比以前少了许多
人的记忆确实是很顽固，虽然我已知道古文化街进行过改造，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从记忆深处勾勒出当年的形象。显然记忆中的残留无法与当下的所见能够叠合，但阳光下的“果仁张”、“泥人张”等招牌还是让自己有着莫名的亲切。而今的古文化街有如各地旅游景点前的特色商品街：所售之物除了个别名店之外，剩下大多雷同。看来创新是何等之不易，谁不愿意出奇制胜地制造出畅销商品呢？但现实的骨感依然说明，突破思想的疆域是何等之不易。

修复的老街

合影
边走边看，来到了古文化街的中心位置，直到此时，才唤起我当年的记忆。因为这里有一个广场，而广场的正前方就是著名的天后宫。不知什么原因，这么多年来我却从未走入此宫，然而来这一带的次数却很多，因为天后宫正门左手的位置，就是当年的天津市文物商店，而我在此店买过一些古代的字画。

继续前行

天后宫入口

天后宫门前的广场
曾经有一次，我为自己的诚实付出过不小的代价，当年在这里的字画堆中，挑出了一幅齐白石的立轴，此画的内容是花卉虫草，而其标价仅160元。当时我向一位先生请教，为什么齐白石的真迹标如此便宜之价格，他告诉我说这是木板水印，然而我对木板水印却有着很强的直观感受力，然眼前所见的这一幅显然是齐白石的真迹。而15、6年前，齐白石所画的一纸三裁，其价格已在20万元上下。于是我跟店员说，自己买下这幅作品，他问我何必要买这样的仿物，我直率地告诉他这是真迹，很有可能就是该画木板水印的底本。

另一侧街区
我的这番话瞬间令自己失去了捡便宜的机会，店员告诉我，这幅画的价签搞错了，正确者应当是16万元，因为160元后面的那个“0”字本应当写作“万”。一瞬间的变化令我大感不舒服风筝飘带，于是一赌气我就以16万元买下了这幅画。而今站在天后宫的门前，眼望当年的文物商店，此店已看不到了踪迹，而那段买画的经历却让我不能忘记。而身后的天后宫却同样没有看到入内的游客，看来是10元的门票挡住了游客的步伐。我不记得自己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没有进过天后宫，也记不起是否有收门票的因素在，但每想到这一层，我都会嘲笑自己对待金钱的荒谬：10块钱的门票要节约，而多花十几万买一张原本被称为木板水印的绘画却在所不惜。

文运堂原在这里
从天后宫门前飘过继续前行，不远处应当就是当年的文运堂，而文运堂正是天津古籍书店下属的门市部。而今，此家书店已无痕迹，但当年的记忆却未曾磨灭广美毕业展。那时文运堂的经理乃是高梦龙先生，如何结识高经理者，我已不能忆起，然而我对他的形象却记忆深刻，因为我在此店买过不少线装书，而有些残破之书都是他给我重新做了金镶玉李宽端。颇为难得者，他能给新作金镶玉之书书写上标准的书根。用毛笔写出标准的印刷体，并且每一册的书名不差分毫，这种本领直到今天我都认为很神奇。而我所见古书中虽然有如此书根者并不在少数，但我总觉得那是另一个世纪的妙手所为，直到后来王洪刚先生给我发来了一张图片，我才第一次直观地看到，古人书写书根时是有着怎样的巧妙手段。
也正因为动手能力之拙，使得我对高梦龙的这套本领赞叹不已，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从他手中买了一些线装书和碑帖。尤其此店的内侧那间无窗的小办公室，最是我当年神往之地。而我正是从此店了解到：摆在前堂架上的线装书都是普通本，真正的好书都会放在内室。只有在经理的带领之下，才有机会看到这些好书。而那时我诟病于小屋之内书架之昂，但今天看来，凡是在前店堂架子上买到的便宜书，基本上没有什么版本价值。
关于文运堂的来由，我是从雷梦辰原著，曹式哲整理的《津门书肆记》中得以了解。这件事要从文林阁讲起，大概是民国初年，王桂林、李汝堃和王锡林共同在东门里开设了文林阁。此店主营古旧书，当年生意情况很好，但不知什么原因，到了民国十三年，文林阁却停业了。此三人分产而后各自开办了书店，王桂林开办的书店名叫宝林堂，李汝堃则是培远书庄，此书庄后来更名为宏雅堂，而王锡林则开办了文运堂。1956年后，全国各地搞公私合营，文运堂也就并进了天津古籍书店。
但是，在民国年间，这三家书店均经营的有声有色，王桂林所开办的宝林堂，当年他带出了五位弟子，比如他的长子王连弟就是其五位弟子之一。为了进一步提高业务水品，王连弟曾经拜北京文禄堂王晋卿为师，而文禄堂乃是琉璃厂专门经营善本书的著名堂号。也正因为如此，后来的宝林堂也是主营善本书。而当年“上第二子”袁寒云所藏宋版书有多部都是宝林堂所售者。关于该店所经营的善本，雷梦辰在《津门书肆记》中写道：“宋版《三国志》六十五卷，晋陈寿撰，蜀眉山大字体，雅雨堂藏（雅雨堂，卢见曾之室名，卢刻有《雅雨堂十种》），善价售予北京图书馆；宋版《无为集》十五卷，宋杨杰撰，订四册，前后各钤有五玺，三册有文渊阁印。又宋版《楚辞》一部，有抄补。以上二书，《天禄琳琅书目》已著录。二书先后均以善价售予北京图书馆。”
李汝堃的培远书庄后来开办于东门里大街，经过的近些年的改造，此街已经没有了痕迹。李汝堃的弟子张树森对版本颇为精通，他曾经伙同北京保萃斋韩凤台在北京文奎堂花两千元买下了宋版《礼记集说》一部三十二册，而后以四千元售出。在民国三十三年，张树森还通过封货的方式买下了一批书。关于何为封货，雷梦辰在文中作了如下解释：“北京旧书店封货一事，系业古旧书者所创，与天津拍卖行之拍卖形式相同。封货之前，先将所封之书运往某地点，通知同业。所封之书大都三五种一号，十号二十号不等。封货时，所到之同业，人人可查阅所封之书。欲购者，索其卡片填写号数、欲购之价以及书店名称、经手人等，填好密封驴头狼，交与司管封事者。至日落时，当众开封煌组词，谁价大即归谁。”
看来，这是不错的一种交易方式，以我的眼光来看，这应当是拍卖方式的前身。而今，日本同业间，依然使用这种方式交易书籍。但即使如此，这种交易方式也并非绝对公平。当时张树森伙同北京文禄堂、松筠阁等六家旧书店参加了一批书的封货，该批书有两汽车之多，而张树森经过一番运作，还是得到了不少的银两。
王锡林的文运堂培养出四位弟子，其中最有成就者乃是张振铎。当年文运堂收到最著名的书乃是元刻本的《楚辞》和宋刻本的《孝经》，而这两部书后来都卖给了天津大藏书家周叔弢。当年周叔弢得到这部《孝经》后十分高兴，特意刻了一方“孝经一卷人家”的印章。虽然有人说这部《孝经》实际是元刻本，但即便如此周叔弢也对此书喜爱有加。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周叔弢跟张振铎有着很好的关系。

文物商店曾经的位置
民国二十八年，王锡林的弟子之一杨永维开设了茹芗阁旧书店，张振铎则开设了振古堂。后来张振铎的振古堂迁到了天祥市场，再后来他成为了天津古籍书店的经理，而后在他的经营下，天津古籍书店成为了中国古籍书店系统中的名店。而我到天津古籍书店买书之时，张振铎已退休，在他孙子结婚时，后来的继任经理穆泽先生曾带我到其家拜访张振铎老先生，而后我还参加了他孙子的婚宴。在此期间，我跟老先生请教了一些天津古旧书业的往事，而他均能以和蔼的语言娓娓道来。

古籍书店旧址
由文运堂前行不足十米就是当年古籍书店的位置崔洪万，而今这里也同样变成了卖旅游纪念品的商店。在此店的正前方妖圣传，有一条难得的长条凳，我坐在此凳上望着面目全非的古籍书店旧址，心里多少有落寞，因为有一个时段我把大把的时间都消磨在了此店之中。而我第一次学习拓碑也正是在此店，坐在此处，当年的情形历历在目，而我就着矿泉水咀嚼着所剩两块耳朵眼炸糕，想起我当年为了在此看书，常常不吃午饭，大多的时候也是以一瓶矿泉水作为垫补。而今瓶水仍在手中，然这里令自己喜爱的线装书却已经迁移他处了。而此时长凳另一侧的一位小女孩问我，可否帮她拍张照片，而其所站的位置背影正是当年的古籍书店。面对此店，我感觉自己反应迟钝，以至那位小女孩抱怨我为什么拍照速度如此之慢。
关于天津古籍书店的来由，曹式哲在其整理的《津门书肆记》中引用了1990年所编印的《天津市古籍书店店史（讨论稿）》中的所载：“1956年6月18日，对私营书店的公私合营改造基本完成，天津古旧书业进入以国营书店为流通主体的收售阶段。1956年6月，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古旧书门市部正式成立。与此同时，天津古旧书业还存在着两家私营合作书店，即天祥市场合作书店（张璞臣任经理，李光育任副经理）、南市合作书店（寇松年任经理，张兆林任副经理）。1960年6月，天津古旧书业最后两家私营合作书店并入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古旧书门市部。”

古文化街的另一个入口
在走到古籍书店之前，旁边有一个小叉口，拐入此巷其顶头的位置是一个小广场，而这当年是水阁医院的位置，如今这个广场上立着一尊新的雕像。从雕像的形式上看，站在这里者应当就是天后。转到正街，继续前行，眼前所见就是我所熟悉的水阁大街，而今这条街也做了彻底的整修。街的左手位置就是海河边，虽然这里距海河不足30米远，而我却不愿往此方向行走，因为当年我曾在河边停车，而书包并未拿下，从书店返回时，车窗被撬，里面的包不翼而飞，而书包内恰好有一册元刻残本。虽然是残本，而那本书却十分罕见。此书的丢失让我急出了一头汗，当时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能够通知那位偷包人：包内的钱全归他，而那本书却要还给我。而后的这些年也一直留意着古籍拍卖场和各地的书店，可惜二十年过去了，那册元刻本却从未出现在世面上。

来到了东门内大街

文庙原正门
出古文化街右转，沿着水阁大街走到顶头的位置，再往前的这段路就被称为东门内大街。而该街的入口就是文庙，当年的文庙正是古籍书店的古旧书库。对于这类的藏书现况，我却未曾目睹，而当年古籍书店经理彭向阳先生多次向我描绘这里堆书的盛况。而今我走到文庙门前，这里面已经不可能有任何的古书在，可能是因为今天不是周日，文庙的周围静悄悄地没有任何的声响，我原本想走入院内，陶醉于一下当年的氛围，可惜售票处却未曾看到人影。而恰在此时，有一辆出租车停到了附近，李一情于是我立即上车请其把我送到劝业场。

远远看到了劝业场
劝业场可谓近代天津最著名的标志怀建筑，金彭育在《法国建筑师穆勒的建筑作品》一文中说：“劝业场是当时华北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综合百货商场，是一处标志性建筑，是中华著名的商业老字号。”这么壮丽的一座大厦，在解放前这里却有着多家旧书店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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