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情】克拉考尔新书2种：《雇员们：来自最新德国》《侦探小说：哲学论文》-阅读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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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新书《雇员们：来自最新德国》《侦探小说：哲学论文》
[德]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 著，黎静 译，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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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了阿多诺的思想家
被本雅明称作“拾荒者”的社会批评家
对现代性的反思贯穿着他的智识生涯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 1889—1966），德国著名作家、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家和电影理论家。早年为《法兰克福报》的记者、时事评论员，因持续撰文对“纳粹”进行批评，1933年被迫流亡巴黎，后于1941年辗转到达纽约。定居美国后，在纽约现代博物馆任职, 从事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研究。

克拉考尔（1889—1966）
《雇员们：来自最新德国》
编辑推荐
这位被本雅明称作“拾荒者”的社会批评家
拾起雇员们生活的碎片
拼出了一幅柏林日常面貌的镶嵌画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克拉考尔的早期代表作，1930年首次面世，全书由作者1929年发表于《法兰克福报》的有关德国魏玛时期白领雇员生存现状的专栏文章结集而成。本书以作者对柏林城中雇员、工会人员和工商业界首脑的采访、交谈为基础，通过展现和讨论日益构成柏林（乃至新德国）日常主要面貌的白领雇员的生存状态，进而完成了一次对新德国的社会分析。在正文之后，本书还收录了瓦尔特·本雅明在1930年为该书撰写的一篇书评。本书是一部纪实写作的经典，一份独一无二的社会学文献档案，一座经验式社会研究的里程碑。从其首次面世至今，其现实意义从无减损。
简要目录
导读 / 因卡·米尔德-巴赫
前言
未知的领域
拣选
短暂的通风休息
组织中的组织
啊，真快……
修理车间
普通标本
不拘一格
邻里之间
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
被俯看
亲爱的女同事和男同事们！
附录
知识分子的政治化：评S.克拉考尔《雇员们》/瓦尔特·本雅明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生平
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作品年表
译者的话
《侦探小说：哲学论文》
编辑推荐
拆解侦探小说的构成要素
破译理性所主宰的社会空间的象形文字
揭开理性社会“空”与“无”的面相
内容简介
本书并非纯粹的文学评论，而是对作者终其一生与现代大众文化诸现象进行论争的一份早期证明。作者从界域、心理学、酒店大堂、侦探、警察、犯罪人、转换、诉讼程序、结局等方面拆解了侦探小说的构成要素，并将自己对"现代性"的思考引入了对侦探小说的分析。作者是最早对侦探小说这一类型作品进行理论表述的人之一，他在本书中对侦探小说进行的形而上学的阐释，能为当下的网络类型小说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与思路。
简要目录
导读 / 因卡·米尔德-巴赫
引言
领域
心理学
酒店大堂
侦探
警察
罪犯
转化
过程
结局
索引
译者的话
内文选读 /《雇员们：来自最新德国》导读
在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去世后出版的遗著《历史：最终者前的最终事》的导言里，他对自己的智识生涯做过一次简短的概括。略过因流亡而离开德国所造成的际遇断裂，他将自己多样化的写作归结为同一冲动：“我的一切主要努力，表面看似并无关联，[最终]保持着一致：它们都服务于并将继续服务于一个意图：为那些尚无名称并因此被忽略或被错判的客观事物和存在方式正名。张夏珍”所谓“一切主要努力”，克拉考尔说的不仅是他成书于美国、以英语写就的后期著作，他所指的显然还有1930年问世的社会学作品《雇员们》。和他的《电影的理论》以及历史著作一样，他在《雇员们》中考察了一个“现实的领域”，长期以来，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
克拉考尔用“未知的领域”将他毕生的工作比喻为对尚未被测量和描述的地区的一次勘测。这一勘测的姿态在他的任何书中都不及在《雇员们》里那样清晰。书的副标题已经表明，可以将这份调查解读为对一次“远征”的报道。“发自最新德国”：好似一个观察员的声音穿越九天而来，他扮上制图员和民族学家的角色，开启了一次前往某个精神异域的发现之旅，像对待异域风情的外国那样对之进行报道。将臆想的“异域风情”和“在电影里其风俗令雇员们啧啧称奇的原始部落”做一番讽刺比较，克拉考尔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不过，使用民族学的隐喻不止意在反讽，还与其调查之方法及兴趣密切相关。克拉考尔真的就这么上路了。他将统计学和科学研究留在身后，只身突围，对雇员们的生存空间、工作环境、习性癖好、行为模式、思维方式和语言风格进行经验式的调研。他亲身与雇员、工会代表和企业主交谈；他走进办公室和企业，去职业介绍所和法庭，上电影院和娱乐场所；他研究厂报、广告和私人通信。他的做法极似“田野调查”，有时也被拿来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进行比较，后者几乎于同一时期在美国的社会学领域发展起来。不过，克拉考尔所独有的是一种反思性的、抗拒学院派需要的局外人立场，从根本上说，将陌生和距离编制为关注的前提和认识的媒介同属于这一立场的做法。
克拉考尔试图挺进的领域在《雇员们》的副标题里叫作“最新德国”。最高级用法“最新的”一方面嘲讽地影射媒体对轰动效应的饥渴，另一方面也与同时代允诺要为这种饥渴服务的“飞速的报导者”拉开距离。因为，克拉考尔可以提供的轰动只有日常生活的头条、“有着未被留意之恐怖的普通生存状态”。另一方面，最高级暗示，恰恰是雇员日常生活的普通就“最新德国”给出了答复。因为，在这普通之上，经济理性化和社会文化现代化的时况得以觉察。所以，克拉考尔的调研驶入现代大企业的内部，在这里，作为理性化职业世界的“极端”，各种将决定未来生产和分配过程的组织形式接受考察。而它也同时驶入大城市柏林的内部。因为在柏林“输出雇员大众的经济过程得以最充分地展开”，在那里，雇员们头一次成为了具有影响力的公共生活力量。
在序言式章节“未知的领域”中，克拉考尔将这种生活比作埃德加·爱伦·坡小说《失窃的信》里“女王陛下的信”，“因为它就在台面上”，没人注意到这封信。于是，躲在民族学家人格面具后面的侦探人物露面了，克拉考尔在他的《侦探小说》研究里已经证明了侦探担任社会批评家的能力。然而，比较的重点已经不在于“雇员的公开状况”像爱伦·坡那封被偷的信一样因其公开而免于被发现。重点其实在于，这“公开状况”就是现代公众自身的公开状况。这些状况标出了公众自我观察的一个盲点，标出了公共领域的一个“未知的领域”，“公众的视线”尚未投落于此。
运用他的新闻传播机会将这些公开状况公之于众，克拉考尔借此将雇员阶层推入一个双重视角。一方面，他将这个阶层描述为经济及社会文化现代化的产品和代理人，类似的现代化已经在西方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于是，以此阶层为例，克拉考尔首先说明工作与休闲、经济的合理化改革与文化工业置备的消遣供货之间的功能性关联。他抓住了认同形成那个处在新生状态的、特殊的现代过程，这一过程不再由第一级的出身和传统促成，而是越来越多地在第二级和第三级的社会化期间、在媒介性的公众和时尚当中得以促成。他分析新的体格筛选及标准化机制，在这些机制的压力之下，外貌同化，同时，以语言、衣着、姿态论之，一种大城市的制式化类型开始线条鲜明地形成。他探讨现代青春崇拜的起因和后果，也转而注意到女性在职场以及她们作为大众文化的接收者和消费者越来越重要。
然而，他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一个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变的分析，还首先是对这一转变在德国所制造的诸矛盾、断层、错觉和防御反应的诊断。在“周末”这一国际时尚的表面之下，自我界定的社会等级模式恰恰在雇员阶层中依然是致命性的，这种模式根植于特定的德意志传统。事实上，这个阶层在德国受到的争夺比在任何其他西方国家都激烈。它的联合会最具影响力，它在政治上受到最热心的招揽，工人和雇员之间的差异表现得最为坚决并且至关重要。早在十九世纪末，“新兴中产阶层”的概念已经形成。这个概念将雇员们送入支撑着国家的社会之中心，并向他们派发了作为抵抗社会化努力的缓冲器功能。通过明确雇员保障及劳动法特别待遇并确认该阶层地位优于工人阶层，1911年的《雇员保障法》——任何其他西方国家均无相应法案——确认了这一概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经济合理化改革抽走了这个概念的基础，在战争及通货膨胀期间被剥夺了财产的昔日的中间市民阶层同样陷入了合理化改革的漩涡。因为，使雇员们集聚为大众的同一个过程令他们大规模地丧失了他们赖以区别于工人阶层的所谓优势：相对的独立性、升迁机会和职位保证。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在客观上与工人阶级趋同了。
在意识形态上划清界限，同时，维护作为辨识特征的市民及社会等级认同模式，这样的努力越发顽固而绝望。“人格”“教育”“文化”“职业”“共同体”：克拉考尔展示这个“资产阶级概念和感受之家”的外观如何且为何得以维持，他同时指出，家园早已坍塌。“雇员大众和工人无产者的区别在于，他们在精神上无家可归。”他们暂时躲进文化工业的娱乐组织向他们提供的“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数年后，无产阶级化的生存状态和资产阶级等级心态之间的张力将驱使他们投向国家社会主义者。克拉考尔在1930年还不可能知道这一点。但是，在他所看到的笼罩着他们的“恐惧的光晕”中，某种政治灾难的预兆即将降临，正是基于他对柏林雇员世界的远征，他比其他人更早地预见了这一灾难。尽管并非本意，却正是因为这趟远征驶入了“最新德国”，他的调研也报道了第一个德意志共和国终结的开端。
与克拉考尔在魏玛时期的几乎所有作品一样，《雇员们》最初——以连载形式——发表于传奇的《法兰克福报》副刊，克拉考尔从1921年开始担任该报驻法兰克福的撰稿人和编辑，从1930年直至1933年2月逃离纳粹德国，他是该报驻柏林文化版块的负责人。他的新闻工作重点表现为大众文化分析和电影分析，《雇员们》是对这些分析的一次持续推进。同时，克拉考尔认为大众文化及其媒介首先完全具备民主的和解放的潜能王多多。根据他的观察，它们极大程度地参与了一个新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尽管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在其中并未被消除，但是，为了某种统一的感知及行为方式，文化的差别被弥平，克拉考尔为此创造了“分心”的概念陆湘湘。以此“分心”为前提，在他1926年的著名文章《分心崇拜》里，他认为可以观察到，一种大众品味已经形成，“所谓的知识阶层”将不得不长时间地让自己适应它。“通过他们[知识阶层]融入大众，同质的世界都市公众形成，从银行经理到店员，从名伶到女速记打字员，这个公众的意义是同一的。” 店员和速记打字员所代表的雇员们的阶层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克拉考尔关注的中心，在这里，他将分析的重点从电影转移到影片，也借此将重点从一种空间的现象学和大众文化的接受形式转移到对其内容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将影评发动为意识形态批判的第一次尝试是1927年分数期发表的系列文章《小小店员姑娘看电影》。文章考察了电影兜售的典型情节：穷清洁女工碰上劳斯莱斯车主；高贵的百万富翁之女隐藏身份，倾心于马夫；优雅的女士被出狱的犯人搭救，冲破一切障碍之后往往总是一样的大团圆结局。克拉考尔将这些“傻气而且不真实的”情节解释为“社会的白日梦”和对社会愿望的“反映”，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幻想在这些梦和愿望里相遇。一年之后，同样分几个部分发表的随笔《今日电影及其观众》读来则不一样。在这篇文章里，克拉考尔空前尖锐地对同时代的德语影片、电影工业还有电影观众进行清算。他批评一般电影制作的情节以及拍法“愚蠢”“虚假”“粗俗”而“可鄙”，认为其意识形态出发点是“遮蔽主流电影观众的视线，亦即小雇员们的视线”康宁定期保险。然而，对克拉考尔来说，要解释“我们的制作在空洞方面可能远胜于美国制作”的“异乎寻常的事实”，意识形态概念并不充分。在共和国的所谓稳定阶段，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前一年，他预示德国电影制作的局面是某种集体停滞和防御反应的社会心理学征兆。“如果我们影片的空虚、它们对任何人类冲动的扼制并非源于某种实体的萎缩，那么原因只可能是‘顽固’；那种奇特的顽固从通货膨胀结束之后便统治着德国，也决定着许多公众的表达。似乎，在社会结构重组和企业合理化改革进行的那个时期，德国人的生活已然瘫痪。几乎可以说这已经是一种病了。（……）因为有些事已经陷入无序，反正，没办法从最糟糕的工业主义来理解现有的情感混乱和不真实的程度。”
促使克拉考尔出发前往雇员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且由此进入同时代“主流”电影观众之环境的，正是他对“无序”的这种地震学家式的敏感黑正妹，而政治与学术对此“无序”全无头绪。克拉考尔研究之反讽和智趣不可能让读者无视，他从那里一并带回的消息丝毫没有理由叫人慰怀。《雇员们》所讨论的不再是“分心”的解放及平等效应。完全相反，克拉考尔将文化工业的产品阐释为阶级统治和系统化地生产“错误意识”的工具，同时也将之阐释为深入虚设事物的黑魔法。于是，他推测吴孟天，大众媒介“翻来覆去的图像母题”意在“将某些内容永远投入没有图像的被遗忘的深渊”清净法身佛，亦即，“我们社会存在的构造没有接受那些内容，而那些内容则将这一存在囊括。图像的逃逸是对革命和死亡的逃逸”。在这一视角下，将雇员大军赶入组织化娱乐企业“快活营”的需要还只表现为某种缺陷的症状：表达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失位和实存意义的被弃，这种被弃所对应的那种生活孤绝无援，有着“未被留意之恐怖”，“只在严格限定的意义上可以被称为生活”。
然而，令《雇员们》研究成为一份独一无二的文件，依靠的不仅是其作者的观察天赋、智识独立、地震学家式的敏感及其诊断的前瞻性和复杂巧妙。本书的语言和编排体例同样重要。克拉考尔对雇员“未知领域”的社会民族学远征也是一次社会图解行动，并且在这一方面接通了早期的写作。所以，克拉考尔在《雇员们》中着手研究的问题已经在他1922年出版的认识理论论文《社会学作为科学》中被他以另一种方式思考过了。这个问题就是材料社会学的可行性，材料社会学调和了材料的具体化和对材料进行理论渗透这两种诉求。在克拉考尔看来，面对后一种诉求，不但抽象的“唯心主义思维”和各种“形式社会学”变种不起作用，在“新客观派”文学思潮语境中流行起来的报告文学类型同样失灵。作家埃贡·埃尔温·基施在为自己著名的选集《飞速的报导者》所写的前言中浮生若水，曾将记者定义为不带立场的见证人魏县天气预报，将报告文学定义为未加润色的“长时间曝光”。克拉考尔在《雇员们》中捡拾起这一表述，为的是对“新客观派”的报告文学提出批评：通过这种“为生活拍照”，它们逃避为现实建立有效的关联：“来自某工厂的上百篇报道无法合为工厂的现实，而是永远止步于工厂百景图。现实是一种构造物。”在克拉考尔看来，与此构造物匹配的只有一种呈现方式，这种方式本身是建构性的，通过打碎素材的偶然关联，根据典型和范例使得“基于对现实之内涵的认识而进行的诸项个别观察”清晰可见，并将这些观察重新编排和连接。如此得来的产物，克拉考尔称之为“镶嵌画”。
细节观察、示范例证和镶嵌画构造物：克拉考尔在《雇员们》中混合使用的方法和呈现方式显然带着特写和蒙太奇等电影手法的烙印。对于克拉考尔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后来《电影的理论》的呈现有所不同）所定义的电影的唯物主义机会，即仅仅通过镜头和剪辑在视觉媒介自身中构建真实的可能性，在《雇员们》里，他尝试用一种文学性的描写予以实现。在这里，各种社会学认识之间没有建立起一种独立的、脱离了材料的概念式关联。相反，克拉考尔在材料中进行建构。理论以此方式迁居至表面，在“镶嵌画”石块的切割样式当中显现，在石块缝隙的空间中显现。
克拉考尔在《雇员们》中也踏入了文学意义上的新领域，这一点也没有逃过同时代评论家们的眼睛。“对社会关系的流行描写，”一篇书评注意到，“和克拉考尔的方法比起来，就像是优秀景观学家半吊子的抒情写景。”恩斯特·布洛赫强调克拉考尔的语言有“清醒的斑驳色彩”“紧贴着被认识的实事”；瓦尔特·本雅明则突出其语言的“简洁”，在其中，充满“反讽精神”的“人性”复活了。“在克拉考尔的分析里，”本雅明接着写道，“那是最鲜活的讽刺文学的源头，为了占据史诗般的跨度以对应其题材的不可测无野之城，讽刺文学退出滑稽小报确有多时。”经济学家汉斯·施派尔在不久之后完成了迄今为止有关雇员最重要的研究之一，他将克拉考尔对环境的描写归入“十九世纪法国和英国伟大小说家”的传统之中。克拉考尔不仅丈量了“雇员们生活的社会空间”，他还放进去了“交织其中的空气”。《雇员们》捕捉到了最难把握的现实要素——这是对克拉考尔散文的质感和功力的精彩表述，同时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何以他的文字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能在今天读来依然新鲜。这部作品是经验式社会研究和社会批判理论的一座里程碑，结合致密的描写和示范性的建构，《雇员们》也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社会学文献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