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楼】榆次凤鸣书院：本城最大，常家襄助（下）-芷蘭齋
榆次车辋村常氏乃是清中晚期山西地区的巨富，关于其家的情况，王瑛在《山西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常麟书》一文中写道：“相对于清朝统治的日趋衰落，此时的晋商各大家暂且处于稳定发展阶段，榆次常家迎来了经商的黄金时段‘三怀十秉’时代。‘三怀’指乾隆至道光年间北常第十世常怀玗、常怀玠、常怀珮，‘十秉’则是道咸年间第十一世的十位杰出经商者。在他们的带领下，常家的生意扩大到了国外走廊医生，尤以茶叶突出。据《山西通志·对外贸易志》记载：‘晚清，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常家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
看来常家乃是早早走出国门做生意成功的一族，而当年中国人搞外贸最先发起来的一批主要是下南洋，为什么常氏要往北发展呢？曹月堂主编的《中国文化世家·三晋卷》中给出了这样的解读：“榆次县车辋村处于农业和手工业发达、商贸繁华的榆次、太谷、徐沟三县交界处，该村的常姓一门当年曾经是晋商望族之一。缘起其它商界名门，常家起步较晚，在南向的市场早已为同行占领后，迫使他们谋寻北进。大约在明朝末年，开始以布匹、茶叶等实货贸易起家，从张家口远涉沙漠和草原，向内、外蒙古开拓新的商途。经过数年的悉心经营，取得了迅速发展，到康熙末年已具有了较强的竞争实力，终于在恰克图建立起稳固的商业基地。”
正是这种特殊的思路，使得车辋常家迅速地发达了起来，随着生意的扩大，常家人不再做CEO只是作为股东继续经营着庞大的商业帝国。而其家人闲暇下来，把自己的精力用在了提高文化修养方面。姜桂成王瑛在其文中写道：“‘三怀十秉’时代为常家后代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常家在经历了道、咸两朝的‘东伙分离’后，商号经营的权力落到了管家经理手中，东家有了更多闲暇的时间做有兴趣的事情，比如在家藏的书籍中汲取知识，常麟书便是其中之一宝贝计画。”

边走边回望
由此可见，当年的常家大院中就有不少的藏书，而我到常家大院探访之时，不仅是在院落中看到了石芸轩书院，同时还看到了体量很大的藏书楼。而这个藏书楼的下方，就是常家人吟诗作赋之处。王瑛的文中有如下描写：
青年时期的常麟书经常与堂叔堂兄们“以史籍词章相砥砺”，光绪十三年(1887年)，常麟书与族内堂兄弟成立了“韦华社”，取义前途美好。从随后越来越多的人陆续加入诗社，可以看出诗社在常家的影响逐渐扩大。诗社每月定期活动，每个人将自己写好诗的卷纸交给诗社年长者评析，并要评出等第。常麟书即使在国子监读书时也不忘诗社子弟们的学习生活，经常将自己在外所学的新知识写成信寄回家中，给诗社添加了新鲜元素。
常家子弟中只有常麟书考取了进士，能有这样的好成绩，当然跟其天资聪颖与后天的刻苦有很大的关系。冯建成在《凤鸣学堂的第一任堂长——常麟书》一文中写道：
常麟书，字绂章，号味经，又号约斋。清同治八年九月十四日(1869年10月18日)出生在榆次车辋村常氏书香之家。幼即聪颖过人，有“神童”之称。在家塾读书时，与堂叔立模，堂兄弟望春、赞春、旭春、肇春，胞弟麟图等结成“韦华社”，研究史事词章，常以诗词唱和。
这样一位神童，在以后的考试中，当然也能取得不错的成绩：“18岁开始应童试、府试共14场，有13次名列榜首。光绪十七年（1891）乡试中举。次年赴京参加会试未中，由户部尚书国子监祭酒翁同龢选送入国子监南学深造，攻读文艺、经学、史学，苦读七年，造诣日深。‘百日维新’失败后，遂返乡在家塾讲学。”
常麟书考中举人后，未能考中进士，他返回太原在新南门内关帝庙讲学，继续钻研经史词章，后来受山西巡抚岑春煊之请，前去出任山西大学堂中斋教习，他的主讲是政治经济学，而这也正是他家族中的拿手之学。到了光绪二十九年，常麟书再次入京参加科考，这次中了三甲第八十七名进士，被授为户部主事，后因丁艰而告归。

曲折之美
正是因为常麟书曾出任过山西大学堂的教习，使得他意识到教育对社会风气的转变有着何等重要的作用。于是他返回家乡创办了一系列的学校，许瑞凤在《晋中商人家族与近代新式教育》一文中简述道：“榆次车辋村常氏家族，是晋中商人家族中兴办近代教育较早的，尤以独家创办私立新式学校为其特色。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常氏家族中的十四世、清末进士常麟书将本族中各家的私塾合并，成立‘车辋村笃初小学堂’，并亲任教务。课程设置经、史、文、算四门，经学《诗经》，史学《史鉴节要》，算学数学，文由授课教师选录。这是榆次成立的第一所新式学校，省内也属较早者。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常氏家族中的十四世常沛春、常建春、常泽春共同发起，成立‘车辋村常氏知耻女学堂’，在榆次首开兴办女学之先河。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车辋村笃初小学堂’又增设中学部，呈报山西提学使审批立案，改名‘常氏私立中学兼高初两级小学堂’，课程依清定学堂章程授课，增聘英语、科学教师数人。这是榆次的第一所私立中学，也是全省唯一一所私立中学，常氏家族独家出资创办中学，在全省独一无二，属首创。”

同样看不到游客
常麟书在教育方面，开创了那么多先河之事，而他把很多心思都通过教育传播开来。尤其其家族所创造的女学，在当地最引起轰动。《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中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常家还由常沛春、常建春、常泽春发起，开办了‘知耻女子学堂’，目的是让常家的小姐、夫人们走出深宅大院，接受新式教育，是为山西省第一所私立女子学堂。学堂由常浴春任庶务，族中学者任教员孙叔敖纳言，常立仁的妻子范氏任监舍，常立敬的妻子孙氏、常立信的妻子曹氏等任劝稚舍监。功课以文学、算术、修身为主举杯吧朋友。1925年，并入笃初学堂（其间曾停办数年）。”
这座女校的开办，在当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时有位叫刘大鹏的人在其《退想斋日记》中写道：“有人言：此村之北八里许车辋村，前月设立女学堂一所许仙楼，女学生不一，有女、有妇，几十余人，年皆十七八岁，教习为某孝廉、某生员，皆未三十岁，所教皆效洋人之法杨玉瑶，衣服亦效洋人装饰，人多羡慕其所为，而不以为非。”
看来，这所女校采取的是西式教学之法，而入学之女生也都要求穿西式服装。这种作法使得当地的社会风气得以开放，而对于常麟书在教育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许瑞凤在其文中给出了很高的评价：“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时任凤鸣学堂堂长的常麟书为了解决新式学堂师资困难，又创办了榆次速成师范学校，并亲任校长兼总教务，选拔榆次风鸣学堂毕业生中年龄较大、学习成绩较优者入校学习，这是榆次最早的一所师范学校，为普及国民教育培养了一批师资。而常麟书，作为榆次近代新式教育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对榆次乃至晋中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回到了正门
关于凤鸣书院的营运资金，郭三娟在其所著《晋商五百年·崇儒重教》一书中称：
据同治《榆次县志》记载，榆次当时的书院有凤鸣书院、源池书院、魏榆书舍、涂川书院、凤翔书舍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凤鸣书院的经费来源，就是邑令文光督士民捐资一万两，生息以为膏火。即是将士民捐资的一万两白银存入商行生息以供书院使用。后来，凤鸣书院在维持和运行的过程中，又受到了榆次常氏族人在经济上的支持。道光十七年（1837），常氏家族的十三世常维城，得知榆次凤鸣书院重新修建，慨然捐资二百金，为诸生膏火金。在《常氏家乘》中有关常维城的记载也说：“邑中凤鸣书院渐颓废，议重兴。公捐膏火资二百金，无难色天上的恋人。”为此，常家还受到当时榆次知县文光的褒奖：“道光十七年，以助榆次书院经费，由知县文公光给匾‘崇文尚义’。”
看来凤鸣书院的日常费用也有常家人的捐助，为此常家人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表彰。而常麟书在任凤鸣书堂堂长时，也对该书堂的课程设置作了系统地调整。吴瑞新在其文中称：“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书院改称学堂，由常麟书任堂长。随着科举考试的停止，凤鸣学堂的科程更作了重大调整，学科设修身、经学、历史、地理、国文、算术、图画、体操等，分班教授；废除‘时文’，规定每月八日，仍考试作议论文字。可见学校已以新学为主，这在当时为榆次各校之先声。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由于榆次在省城就读的学生和当地要求凤鸣书院在领导体制上改革，于是由董事经手将南门内公立初等小学堂并入凤鸣学堂，在凤鸣学堂里又另设师范科，从原凤鸣书院学生中择优入师范科学习。”
常家人对榆次教育的贡献不仅是常麟书一位，常赞春同样对当地的教育部门有捐书之助，冯建成在《榆次县劝学所首任所长——常赞春》一文中写道：“光绪三十二（1906），榆次县设立劝学所，首任所长职，劝导地方人土兴办学堂，推行新教育，业绩颇著。次年，鉴于县立凤呜高等小学堂设备简陋，藏书无多，毅然将家藏《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二十二子集》《昭明文选》《朱子全书》等珍贵书籍捐赠，赢得社会各界人士称颂，誉满晋中。”

空旷的院落
对于常赞春捐书之助，《榆次市志·人物传》中也同样有记载：“他一生从事教育多年，重视办学育人，务本求实。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车辋曾创办常氏知耻女学堂，三十三年(1907)，因榆次高等小学校无存书，捐赠家藏的《十三经注疏》《昭明文选》《朱子全书》和《二十四史》《二十二子集注》等珍贵书籍，获巡抚‘士诵清芳’和县颁‘分惠士林’、‘教人务本’三方奖匾。他在执教期间，勤于发现人才，如政界、学界名流赵尔录、牛佩琮、宋邵文、裴丽生、郝树侯、刘永德、吴连城等均受知于他。临终前嘱子凤铭将文庙私藏书两千余套捐赠国家。”
常赞春不但给学校捐书，同时他在文庙内也有个人的藏书，在其去世前同样将这些藏书捐出。由此也可见，常家子弟有不少都有藏书之好。看来，榆次文庙内的尊经阁不但有公共藏书，也有私家藏书寄存在那里。可惜的是，我在参观完大成殿后，原本想去探看尊经阁，而后面的那个院落却上着锁，致使我未能看到尊经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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