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研究】赖非：郑述祖与云峰刻石-滨州市书法教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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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字：张卫东 中国书协行书委员会委员書法
研究
郑述祖与云峰刻石 文/赖非

郑述祖一生历官多职，声誉满朝。在任光州刺史期间，于云峰、天柱、大基三山镌刻的五件作品，突出地表现了他的忠孝思想，丰富了云峰刻石的内涵。对郑述祖及其刻石的研究，宋代以来，尤其是清代学者们多有涉及，限于当时的条件，研究略显散乱，故而还有系统讨论的必要。


郑述祖与云峰刻石
赖 非
云峰刻石共四十八件，其中北齐时期所刻的五件，即天柱山《天柱山铭》《上碑诗刻》，云峰山《重登云峰山记》，大基山《云居馆山门题名》《石人题名》，都是时任光州刺史的郑述祖主持镌刻的。对郑述祖及其刻石的研究，宋代以来，尤其是清代学者们多有涉及，限于当时的条件，研究略显散乱，故而还有系统讨论的必要。
郑述祖官声
郑述祖是郑道昭的第三个儿子，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生于京师洛阳。时郑道昭四十四岁，官任正除中书侍郎，转通直散骑常侍，是其一生最为荣耀的时刻。郑述祖自释褐为官，经历了北魏、东魏、北齐三朝，最显耀的时期是在北齐，《北齐书》《北史》本传均有较详的记载，《重登云峰山记》《天柱山铭》《云居馆山门题名》中的叙官，也可进行相互参照。
《北齐书》载，郑述祖“释褐司空行参军，天保初，累迁太子少师”。司空行参军一职，或在北魏末，但最晚在东魏初，不详。太子少师一职，是为高殷的属吏。高殷，北齐“文宣帝之长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为皇太子，时年六岁”。太子殷于天保十年十月即帝位，来年改元乾明，至秋八月被废，史称废帝。太子少师是郑述祖在北齐的第一任官职。

云峰山远景
《北齐书》还载述祖任过仪同三司、兖州刺史、光州刺史，其他一概略之。
《北史书》载述祖“历位司徒左长史、尚书、侍中、太常卿、丞相右长史”，这些均是北魏末、东魏时期的任职。又载：“齐天保中，历太子少保、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兖州刺史……迁光州刺史。”“前后行瀛、殷、冀、沧、赵、定六州事。正除怀、兖、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怀、赵三州刺史。”“卒赠开府、中书监、北豫州刺史，谥曰平简公。”“行”，谓兼摄此职。“正”，谓正式任命。“行”类事常见，如《汉书·韩安国传》载：“丞相蚡薨，安国行丞相事。”《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及更始至洛阳，乃遣光武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明王鳌《震泽长语·官制》：“宋朝列衔，凡阶高官卑则称行。”郑述祖在何职中行瀛、殷、冀、沧、赵、定六州事，《传》未载，不得而知。郑述祖频繁的更改任职，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北齐政权官僚机构失乱欠调；二是郑述祖官声尚佳；三是郑氏家族在北齐政坛已无足轻重了。

北齐左阙题字、重登云峰山记刻石 赖非供图
《重登云峰山记》《天柱山铭》《云居馆山门题名》中，都有郑述祖较详的历官内容。洪颐煊《平津读碑记》曰：“《重登云峰山记》亦云，历司徒长史，再履尚书，三为侍中，沧、瀛、冀、赵、怀、兖行正得此七州刺史列衔，《北齐书》多失载。七州，诸作十州，误。”洪氏见过原拓，却未见原石。审《重登云峰山记》《天柱山铭》《云居馆山门题名》原石，的确皆作“十”。乾明元年（560），郑述祖所刻《夫子之碑》云：“公乃□忠八帝，职历九州，再□□□（残灭）。”碑是郑述祖于兖州刺史任上所立，五年后，河清三年（564），郑述祖转任光州刺史，故言“十州”也。
郑述祖一生历官多职，声誉满朝，《北齐书》《北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无论是在兖州倡导的“伯夷之风”，还是在光州的“风教”之效，都是对郑述祖很高的颂扬。还有未贵时在乡下单马出行的故事，女婿赵郡王高叡的特别尊重，都显示了郑述祖风德高尚的人格。《传》载述祖临终时言：“吾今老矣，一生富贵足矣，以清白之名遗子孙，死无所恨。”正史能记此类言，鲜矣，足见史官对郑敬佩之至。
郑述祖生、卒年
《重登云峰山记》曰：“先君之临此州也，公与仲兄豫州敬祖、叔弟光州遵祖、季弟北豫州顺祖同至此镇，于时，公年十一……吾自幼游此，至今五十二年。”而《北齐书·郑述祖传》载：“初述祖父为光州，于城南小山起斋亭，刻石为记。述祖时年九岁。”《北史·郑述祖传》原文抄录了《北齐书》此事，又云述祖“天统元年卒，年八十一”。以上三处记载不一，令人生疑，引起金石诸家多有考释。王颂蔚《写礼庼读碑记》曰：“据碑，道昭至镇，述祖年十一，《传》云九岁，亦未的也。考《天柱山铭》，朝议以道昭镇光州为魏永平三年事，齐河清三年，上距永平三年凡五十三年。碑云我自幼游此，至今五十二年者，或道昭至镇在永平四年也。永平四年，述祖年十一，则生于景明二年矣。《北史》称述祖天统元年卒，年八十一岁。案：由景明三年至天统元年凡六十三年，然则《北史》记述祖卒年，误也。”又曰：“《北史》述祖天统元年卒，而此刻在元年五月，《云居馆石刻》在九月，皆述祖作，是述祖卒于九月后矣。”

白云堂峰
正史与刻石中的几组数字，有正也有误，其中郑道昭来光州上任的时间，是辨析正误的关键。《魏书》《北史》列传只言道昭“出为平东将军、光州刺史、转青州刺史，将军如故”，均未言在哪一年。《天柱山铭》云：“魏永平三年，朝议此州，俗关南楚，境号东秦；田单奋武之乡，丽其骋辩之地；民猷鄙薄，风物陵迟，畴咨俾乂，非公勿许。”原光州刺史王琼有受纳之响，被中尉王显弹劾免官。郑道昭接替王琼，赴掖城上任光州刺史、平东将军。《天柱山铭》的记载是准确的。王颂蔚《写礼庼读碑记》怀疑郑道昭来光州或“在永平四年也”，并进而推算郑述祖的生年与享年。王琼被弹劾的具体日期，《魏书·王慧龙、王琼传》未记。朝议光州事在永平三年，是因为王琼事发，不得不换人，怎么能拖到次年上任呢？另外，从郑道昭在永平四年（511）的刻石工程量计算，也完全能够证明，他来光州的时间应在上一年（即永平三年，510）。天柱山、云峰山是郑道昭最早活动的地方，《上碑》刻在永平四年（511），《下碑》《论经书诗》也是在永平四年（511）完成的。天柱山《东堪石室铭》《天柱之山题名》《上游下息题字》没有年款，从内容上看，毫无疑问也是同年同时期的作品。云峰山《观海童诗》“九仙题字”及山名命名题字，内容都是有关联的成组的作品，也是在永平四年（511）刻成的。在这一年中，郑道昭于两座山上共刻二十四件作品，两千八百六十六字，小者字径4厘米（《郑文公上碑》），大者字径15厘米（《论经书诗》），按当时刻石工具的工艺水平与技术水平计算，平均一人一天仅能刻四个字，两千八百六十六字需要将近七百一十七工日才能完成。不包括后勤保障人员，若每天有三人捉钻动凿，需要二百三十九天才能全部刻完。试想这样的工程量，足以让他们一年从春干到冬。怎么能够设想，永平四年（511），郑道昭到镇后，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动工，完成预期？（因为永平五年，郑道昭主要在大基山活动了）工程量的计算，支持了《天柱山铭》的记载是准确无误、毋庸置疑的。

重登云峰山记刻石拓片 赖非供图
永平三年（510），郑道昭来光州掖城，同来的还有他的夫人李氏——内秘书令李冲之女，与次子敬祖、三子述祖、四子遵祖、五子顺祖。《重登云峰山记》曰：“先君之临此州也，公与仲兄豫州敬祖、叔弟光州遵祖、季弟北豫州顺祖同至此镇。于时公年始十一。”这年龄数字，郑述祖是记不错的，由此算来，述祖乃生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此年四月一日，孝文帝崩，宣武帝即位，明年改元曰景明元年。
《北史·郑述祖传》云，述祖“天统元年卒，年八十一”。述祖的卒年—天统元年，乾贵士正史是不会记错的，因为郑述祖卒在光州任上，朝廷要议人选补替刺史空位，议案是必须记录在档的。天统元年（565）五月，郑述祖在天柱山刻《天柱山铭》《上碑诗刻》，九月，又于大基山刻了《云居馆山门题名》与《石人题名》，他的死肯定应在九月以后了。正史若对卒期没有记错的话，郑述祖享年应是虚岁六十六。正史记作八十一岁，显然是错误的。
郑述祖刻石的撰、书者
一
撰者
郑述祖主持镌刻的五件作品，其撰者、书者都曾引起金石学家们的讨论兴趣。赵明诚《金石录》著录云峰刻石七件，其中有郑述祖的《重登云峰山记》与《北齐天柱山铭》，他认为这两件作品都是郑述祖撰文。撰文者是否也是书丹者，赵氏未言。随后，郑樵《通志·金石略一》、陈思《宝刻丛编》卷一，均直接采纳了赵明诚的意见，也认为这两件作品出自郑述祖之手。
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刊印的《掖县志·古迹》（张思勉修、于始瞻纂）载：郑述祖重登云峰山石刻，为光州刺史郑述祖重登云峰山访父遗迹，“莱人刻石记事”。《天柱山铭》《云居馆山门题名》未及撰书人，《上碑诗刻》则失载。
孙星衍《寰宇访碑录》曰：“《大基山石人题字》似郑道昭，正书；《重登云峰山记》郑述祖撰，八分书。《天柱山铭》郑述祖撰，八分书。《郑述祖题云居馆石刻》八分书。《云居馆郑述德（祖）题名》正书。”（未及书人）
钱大昕曾云：“（《天柱山铭》）光州刺史郑述祖撰文，既淳雅，而八分书亦方整，有汉魏人遗法，盖北朝石刻之佳者。述祖之父道昭以魏永平中为光州刺史，述其父羲迹状镌碑于天柱山，东堪石室之内复制其铭。其述祖守光州，复作斯铭，叙其父治迹，可谓风雅不坠。考《北史》，是岁述祖年已八十一矣，耄而好学，尤所难也。”
缪荃孙也同意《天柱山铭》为郑述祖作。其他四处，未及。

天柱山铭刻石拓片
以上所引有代表性的六部金石著作，六人认为《天柱山铭》为郑述祖撰，四人认为《重登云峰山记》亦为郑述祖撰来生缘简谱。独张思勉、于始瞻认为《重登云峰山记》为“莱人刻石记事”，即出莱人之手。至于《云居馆山门题名》《石人题名》《上碑诗刻》，诸家很少谈及。
《重登云峰山记》是郑述祖来光州后不久主持镌刻的第一件作品。体裁为游记，记叙了成游的时间，郑述祖简单的身份介绍，父、兄、弟相关信息。主体内容则是述祖到光州后的感受，登云峰山观碑拜碣的场景记录，主人翁的情感描述。《记》以《郑文公下碑》《斋亭白云堂题名》处为第一站，《论经书诗》《观海童诗》处为第二站，《山门题名》处为第三站，山顶“九仙”刻石处为最后站。每一站都有中心情节的描述，及故事延伸的内容。全文五百三十三字，有铺垫，有过程，有高潮，有悬念，逐层展开，主次分明。环境、人物、故事、历史连为一体，情景交融，读后如身临其境，倍受感动。在北朝时期的游记中，不失为一篇难得的佳作。《记》以第三人称口气，语言内容、文章结构与第三人称口气也很吻合，可以肯定地说，《重登云峰山记》绝非郑述祖而作。赵明诚、郑樵、陈思、孙星衍等均欠思量。我们猜测，《重登云峰山记》的作者，应是光州刺史部的文职僚属。郑述祖生前没有开府，因此估计他从兖州来光州时，家眷以外的从员不会多。这位颇有文采的僚属，应是本地莱人，《掖县志·古迹》所言是对的。
《天柱山铭》是天统元年（565）五月的作品，距刻《重登云峰山记》整一年的时间。如果说五十多年后重来故地的郑述祖，登云峰山谒拜先父遗迹遗作的心情，是急切而崇敬的；那么，天柱山的参拜与《天柱山铭》的撰写刊刻，就从容多了。《天柱山铭》有大段“序文”，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天柱山的钟灵神秀；第二部分写“公”（指郑道昭）的政德鸿绩；第三部分写“余”的“努力”及此刻感怀。三部分中，第二部分是全文的重点。组绶相辉，貂冕交映的郑氏家族，爱仙乐道，孝敬仁慈的显考圣尊，是《天柱山铭》的着力之处。先父能“仰述皇祖迹状”，镌碑一首，如今先父亦已作古四十八年。郑述祖没有像父亲那样为亡考颂德于碑石，却借为天柱山作铭之名，镌下了自己的幽思与情怀。学乃父尽人子之孝，又不同于乃父，结果竟成“一箭三雕”。巧妙之作，出自一年来的深思熟虑。阮元说：“述祖为羲之孙，道昭之子，祖孙父子三世皆刺东郡，可谓衣冠盛事。碑述祖父遗轨，抒写孝思，词旨凄恻而文采华整。”

北魏 郑文公下碑刻石 赖非供图
关于《天柱山铭》的撰文者水煮清王朝，《铭》开首即云：“使持节、都督光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光州刺史荥阳郑述祖作。”明确了文章的著作权，其行文口气也是第一人称林竞业，故对《铭》的撰者历来众口一词，未置疑义。是赵明诚首先提到《天柱山铭》的作者，郑樵《通志》、陈思《宝刻丛编》、孙星衍《寰宇访碑录》、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皆从赵说。
天柱山《郑文公上碑》碑座上的诗刻，有人名曰《郑述祖天柱山颂》裂颊海蛇，有人称作《天柱山残刻》，有人名为《四言诗》，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二名作《文公碑题记》，近年，学界称《四言诗残刻》者多。我们认为这些称谓都不太准确。该诗刻于《上碑》碑座上，以《上碑诗刻》名之，似乎更妥。
《上碑诗刻》最早著录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编纂的《重修平度州志》。《州志》抄录了诗的全文超级种植空间，并注明“未睹原拓”，其录文的来源，编纂者未作交代。孙葆田《山东通志》卷一五一《艺文志·金石》第十曰：“书体近郑述祖笔意，详其字句，有用韵之迹，疑述祖所题诗也。祖碑父书，已书在趺，亦爱敬之道欤！”残诗中有“猗欤□考，陟此题镌”“乃吾不敏，踵迹莱边。泣观遗碣俞露，号颂余篇”等句子，很清楚，这都是郑述祖的口气。并且，诗句的意思与《天柱山铭》所表述的内容，也相吻合。再考虑诗刻特意选在碑座的位置，尽管书写镌刻略显草率，格式排列也不太规整，但可以有把握地说，诗出郑述祖名下无疑。孙葆田“疑述祖所题诗”，可以把“疑”字取消。
九月，郑述祖游大基山破烂熊，拜先父“五仙坛”刻石及所设云居馆。于大基山道士谷西南入口处刻《云居馆山门题名》。云居馆本为郑道昭所立，郑述祖《重登云峰山记》讲得清楚：“从此东北一十二里太基山中复有云居馆者，亦是先君所立。”我们从云峰山斋亭白云堂的设立与郑道昭在大基山的活动，联系起来考察，认为云居馆也像斋亭白云堂那样，是一处建筑的名号。五十多年后，郑述祖重来大基山，该建筑是否存在，不得而知。在拜谒过云居馆（或遗迹）之后，于往来云居馆的必经之路旁，刻下了“……郑述祖云居馆之山门也”一段文字。刻字所在处是出入大基山道士谷的西南口，郑道昭于此题曰“此仙坛南山门也”。另有“北山门”在道士谷的北入口处，皆郑道昭为仙坛所立山门。郑述祖于此补“建”云居馆山门，足见其对父迹之重、之尊。云居馆山门是否存在建筑，现场考古调查没有找到任何遗迹，我们猜测，云居馆山门也像乃父郑道昭的仙坛山门，仅是刻石为记而已。
《云居馆山门题名》旁，还有《石人题名》，曰：“石人名髣髴，甲申年造，乙酉年成。”此石人无疑是山门的守护者。门的守护者，有各种称谓，曰“门卒”“门吏”“门役”“门皂”“门司”“门史”等等。门必有守护者，生活中的门庭有守护人自不待论，先人的陵寝门旁，也常见刻石人作为护守门庭者。如：曲阜鲁王墓前有“府门之卒”“麃君亭长”石人，曲阜陶落村大墓前有守陵二石人，青州城西汉代大墓有二石胡人。郦道元《水经注》中也记录了不少此类资料。郑述祖为山门镌造的石人，显然就是守门人。可惜石人早已不在，从现场观察，石人应是单体独立的，而非摩崖凿刻。孙星衍《寰宇访碑录》、阮元《山左金石志》、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皆说两处题字为郑述祖题书，均没谈及证据。

北魏 论经书诗刻石 赖非供图
二
书丹人
在碑学昌盛的清代，云峰刻石中的五件北齐隶书作品，从书艺成就上讲，远不及魏书作品引人瞩目，因而很少有人对其书丹人问题产生兴趣。有议论者，也多是在讨论郑道昭的作品时，顺便提一下。
1.关于《重登云峰山记》的书丹人
清张思勉修、于始瞻纂《掖县志·古迹》（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刊本）曰：“又有齐河清三年光州刺史郑述祖重登云峰山访父道昭遗迹，莱人刻石记事。”此处未谈及书丹人，但言外之意也很明了，莱人刻石记事，书丹也必是莱人。
祝嘉在谈到这些作品时说：“实为述祖所作、所书，不过用莱人的口气罢了。”又说：“述祖虽善书，以为隶书高古，云峰诸刻皆用隶体，舍其所长，用其所短，所以远逊其父。”
2.关于《天柱山铭》的书丹人
王昶《金石萃编》在议论郑述祖《夫子之碑》时，论及《天柱山铭》，曰：“述祖善隶书，此碑（指《夫子之碑》）笔法颇与郑述祖书《天柱山铭》同，然使述祖自书，不应指斥父讳而云‘公道昭之第几子’也。疑是他人记其事，而述祖书之，犹云峰山郑道昭刻其父文公德政，而托名于故吏程天赐也”。
阮元《山左金石志》卷第十，跋《郑述祖天柱山铭》时曰：“碑述祖父遗轨，抒写孝思，词旨悽恻，而文采华整，书法有汉魏规矩，为郑氏诸碑之冠。”很清楚，阮元肯定了《天柱山铭》郑述祖的书丹权。
孙葆田《山东通志·艺文志》讲得更加明确：“谨案：郑氏父子书法冠代，道昭长于楷，述祖长于隶，各竭所能，流芳石墨。道昭书弁冕北魏，无待覙缕；述祖隶法高古，追踪汉世。以视北齐诸碑肥秾媚丽，自为风尚者，倜乎远矣。爰标品目，亦尔时之羲献也。”《杨守敬评碑评帖记》在评《天柱山铭》时，同意《铭》为郑述祖书，云：“与所书《夫子庙碑》不甚同，彼以秀雅，此以雄厚，大抵皆去正书不远。语以汉法，则毫未有也。”
3.关于《云居馆山门题名》的书丹人
孙星衍《寰宇访碑录·访碑二》认为，云居馆石刻为郑述祖题。此处孙言比较含糊。“题”，是否即“书”？不敢确定，因为“题”还有命名的意思，命名者不一定是书写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也认为，该作是郑述祖所题（见下）。
4.关于《石人题名》的书丹人
阮元在《山左金石志》中，首肯了郑道昭的书丹权，云：“右题云‘石人名髣髴，甲申年造，乙酉年成。’……笔法坚劲，疑亦道昭所书，姑坿于此（排列在《郑道昭大基山铭告石刻》之后）。道昭刻文公碑及云峰诸诗，俱在永平四年辛卯，此更在前，为正始二年也。”显然，阮元把《石人题名》的年代搞错了，书者指向也不正确。
孙星衍也认为题名似为郑道昭书，曰：“大基山石人题字，似郑道昭，正书，无年月。”
陆增祥认为，《石人题名》与《云居馆题记》，“笔势与云峰山云居馆相类，当是述祖所题。乙酉当即天统元年，阮氏谓出道昭手，并以乙酉属正始二年，殆未必然，道昭以永平三年任光州也。碑字八分，阮氏作正书，亦非”。
孙葆田大约也肯定了郑述祖的书写权，云：“右石人刻石，在掖县大基山……谨案：河清三年岁次甲申，明年天统元年岁次乙酉，郑述祖《云居馆题字》正在天统元年，且其书体相近，故知此为述祖作也。”此处“作”字，从本段文意来看，是“书写”的意思。
5.关于《上碑诗刻》的书丹人
《上碑诗刻》，陆增祥在《八琼室金石补正》中名曰“文公碑题记。”并云：“右刻在《文公上碑》之下崖，石损剥，存字无多……绎其语意，与《重登云峰山题记》《天柱山铭》相类，疑亦郑述祖所题也。年月无考，即附述祖诸刻之后。”
孙葆田将此刻名为“北齐岭地石含烟残刻”，云：“书体近郑述祖笔意。详其字句有用韵之迹，疑述祖所题诗也。祖碑、父书，己诗在蚨，亦爱敬之道欤。”孙氏谈到了“郑述祖笔意”，接着说，疑述祖所题诗也。较陆氏说得明确了些。

北魏 观海童诗刻石 赖非供图
概言诸家观点：
《重登云峰山记》：张思勉、于始瞻认为是莱州人记事；祝嘉认为是郑述祖书。
《天柱山铭》：阮元认为是郑述祖书；王昶、杨守敬、孙葆田从阮说。
《上碑诗刻》：陆增祥认为是郑述祖题；孙葆田从陆说。
《云居馆山门题名》：孙星衍认为是郑述祖题；陆增祥从孙说。
《石人题名》：孙星衍认为是郑道昭书，阮氏从孙说；陆增祥认为是郑述祖题，孙葆田从孙说。
笔者认为，北齐五件隶书作品为两人书。《重登云峰山记》为一人书；《天柱山铭》《上碑诗刻》《云居馆山门题名》《石人题名》为一人书。书者均为郑述祖的僚属。分析如下：
《重登云峰山记》用笔以笔尖部最多，中锋，起笔、收笔细腻，出规入矩，波笔多g1620，藏锋也多。行笔轻松，起、收、转折处没有太大的动作，因此无明显的动作痕迹。结体扁方形，笔画排列讲究，典型的隶书结体，体势重心居上。总体讲，作品虽有楷书的影响，但隶书风格更是典型，且书艺水平较高。
《天柱山铭》用笔铺毫，露锋多，方笔多，行笔涩，笔画厚，起、收、转、折动作大，痕迹明显，波笔少，楷书因素多。结体呈纵方形，笔画排列较随意，接近楷书结体，体势重心居中。总体讲，隶书中楷书因素较多，体势近楷。平直笔画多，又近乎隶。与《重登云峰山记》截然不同，不仅用笔，结体、笔势、风格有较大区别，有些字的结构方法上也不大一样。
以上分析与字例的观察，清楚地表明，两件作品的用笔方法、结体习惯，特别是体势的重心位置大不相同，它们各属于不同的书者。《重登云峰山记》的书者，在隶书书写上下过扎实的功夫，但他也经常书写楷书，因此他的隶书里有楷书的痕迹。《天柱山铭》的书者学过隶书，但写得不好，平日里主要写楷书，此次放下楷书，选用不太熟练的隶书上石，应是别有一番考虑。
书体的演变经过了篆书时代、隶书时代、楷书时代。从文字实用的角度讲，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要字体”；从书法的角度讲，艺术的选择越丰富越好，因而书家在写好时代的文字外，还热衷于古人留下的“古字”。他们在“特别的场合”里书写特别的文字时，往往选用从古人那里学来的字体，以示庄重。（隶书时代的人视篆书为庄重，楷书时代的人视隶或篆为庄重。）汉末魏晋时期，隶书一直被使用着，但到了北魏，就没有人再写隶书了。东魏、西魏时期，有人呼吁“恢复旧制”，隶书重新被一些人“抬出来”，作为旧字体的一种出现在严肃的场合里，例如碑、墓志、佛经等，绝大多数都采用隶书书写。郑述祖将《重登云峰山记》《天柱山铭》刻在摩崖石壁上，把自己怀旧、思亲、尊长的情怀铭刻下来，选用隶书书写，正是北齐人最“时髦”、最看重的做法。

观海童诗刻石拓片 赖非供图
《云居馆山门题名》与《石人题名》同在一摩崖石面上，而且距离很近，又是同一时间书刻的，风格也极统一。它们用笔提起，少有提、按、转折处的动作。结体正方形，重心居中，排列随意。笔势与笔画的结构关系与《天柱山铭》完全一致，因此可以确定，《云居馆山门题名》《石人题名》与《天柱山铭》，为同一人书写。
所不同的，《天柱山铭》书刻认真，笔意表现充分。《云居馆山门题名》《石人题名》书写随意，镌刻也随意。这里，石工的因素把三件作品的风格拉开了距离，让人们很容易认为书者不同。然而我们的观察绝不能只看到这些皮毛，笔画之间的相互关系，体势的重心点在哪里，才是透过刀锋见笔锋、去伪存真的关键识别点。因为笔画结构关系与取势特点，是判断书者最本质的因素。
天柱山《上碑诗刻》残存五分之一字，且字径较小，刊刻也较草率，从“石”“光”“号”等字的用笔特点、结字习惯与整体风格看，与《天柱山铭》应为同时期同一人书写。所不同的是，此作书写打破一般石刻文字书写的常例，有行无列，排列参差错落，故行气自然轻松。遗憾的是刻字太小，若字径同《天柱山铭》般，则更为活泼潇洒。
《重登云峰山记》的书写者是否就是文章的撰写者，没有直接证据。从《记》的文字水平看，作者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与写作能力，受过科班的正规教育，其书写能力当然不会太差，因此可以猜测，《记》的书写者就是撰文者。他是郑述祖的僚属。《天柱山铭》等四件作品的书者，则是郑述祖的另一位僚属。诸家猜测书者即作者—郑述祖，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据。反而，郑述祖不可能书写这些作品的依据，则有如下几条：
第一，《天柱山铭》在北齐时期虽然算不上顶尖的书法佳作，但也非一般书手所能达到。郑述祖被载入《北齐书》《北史》，称其“少聪敏，好属文，有风检”。“能鼓琴，自造《龙吟十弄》，云尝梦人弹琴，寤而写得。当时以为绝妙。所在好为山池，松竹交植，盛馔以待宾客，将迎不倦。”史书对其爱好写得如此详细，却从未讲他擅书，或“爱书艺”之类的话。如同乃父郑道昭，日常间的实用文字书写不成问题，而面壁书丹就难以胜任了。
第二，《天柱山铭》名义上是为天柱山作铭，实际上是为郑氏家族、亡祖、亡考，特别是为亡考郑道昭作颂章。如同其父为其祖郑羲刻碑一样，刻铭的做法、性质、功能，甚至心情，完全相同。因此，避讳之事不能不慎，不能不究。
第三，《天柱山铭》等四件作品刻于天统元年五月、九月，此时，郑述祖虚岁六十六，年龄虽不算太老，但作为州刺史、平东将军，其身价在光州独尊。书丹上石乃刀笔吏的营生，就算郑述祖擅书，他也会把握分寸的。

上碑诗刻刻石拓片 赖非供图
以上三点理由，虽算不上强有力证据，足可让“郑述祖书”的观点大打折扣。
刻石所见郑述祖的忠孝思想
光州任上的五处刻石，是郑述祖亲自设计并主持刊刻的。初到任的第一处刻石《重登云峰山记》，是僚属将他的“重登”写成了《记》，将《记》刻在摩崖石壁上，或许不是郑述祖的本意，因为有了别人的建议，刊刻上石才有此动机。第二处刻石《天柱山铭》，才是郑述祖的主观愿望与精心撰文。《天柱山铭》叙官中直书“郑述祖作”，完全步其父《论经书诗》《观海童诗》《东堪石室铭》《置仙坛诗》的做法，以呼应先父在天之灵。《上碑诗刻》所选的碑座位置，是孝子贤孙在皇祖皇考面前的一种姿态。在父亲所建的“云居馆”旁，刻上“云居馆山门”，彰示自己为父守道的愿望，又立“石人名髣髴”，“髣髴”者，隐约，好像，依稀，即便没有，也要当作“有”，这是为“山门”做的守护神王。可见，这都是郑述祖的特意安排。
刻石充分展现了郑述祖浓浓的孝忠思想。
《重登云峰山记》的突出特点是叙旧怀旧，怀旧中展现了郑述祖的孝悌思想。
儿童时，光州三年的生活，给郑述祖留下美好的记忆与永久的怀念。《重登云峰山记》曰：“公之所抚莫非大蕃，言及光部，恒所钦羡，只为前踪，诚所愿也。便以此夏，斯愿方遂。忻慰登途，若归桑梓。”“只为前踪”，即是五十三年前他与父母兄弟们在光州的美好经历。
郑述祖的童、少年时期，是在“蜜糖罐”里度过的。十一岁之前在京师洛阳，十一至十六岁跟随父母在光州、青州。郑氏家族的辉煌荣耀，父亲的特别关爱，郑述祖过着富裕的物质生活，接受着正规的学校教育。“少聪敏，好属文，有风检，为先达所称誉。”光、青二州的六年，正是他身心成长最重要的时刻，所以这里能给他留下最难忘的记忆。“于时，公年始十一，雅好琴文，登山临海，未尝不从，常披鹿皮裘子，此州人士呯为‘道士郎君’。”可以想象，那时的郑述祖是多么温馨无比，快乐无比，幸福无比。
北魏煕元年（516），郑道昭调回京师后不久去世，郑述祖时年十七岁，全家承受着巨大的悲痛。依礼制，他将与兄弟们一起回荥阳老家为父守丧三年，这是他一生来第一次遇到的最灰暗绝望的时刻。然而，郑氏家族非同小可，乡下生活的郑氏兄弟并没有遭到丝毫冷遇。服丧期满后，郑述祖兄弟返回洛阳，解褐司空行参军，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河清三年（564），郑述祖光州故地重游，每到一处，脑海里皆历历旧景。对景生情，感物发怀，难以自已，处处流露着对先父的思念之情。在云峰山《郑文公下碑》《斋亭白云堂题名》旁，他想到祖父，想到父亲当年建置白云堂的情景；在《论经书诗》《观海童诗》旁，他对之号仰，号啕大哭，弥深弥动，哀缠左右。其情之真，其意之切，在场无不悲感。甚至连史官李百药也被感动，将彼景彼情写进了《北齐书》中。
“石诗年久，字皆廯落，宾从寻省，莫能识之。”述祖对随从先叙成诗缘由，遂竟通篇背诵出来，从首及末，无一讹舛，闻者无不惊叹。可见郑述祖怀旧的思念，不仅表现在对父亲的“爱”上，还体现在对父亲的“敬”上。
离开石诗，郑述祖率僚属从山门绕道山阳，来到山顶。每到一处，对先父的活动皆一一如数家珍，顶礼膜拜无以复加。足见其对父亲的爱、敬唿髓，所体现的“孝悌”品德，“虽复曾、闵之诚，讵能过也”。

石人题名刻石拓片 赖非供图
《天柱山铭》的中心思想，是为先父歌功颂德。颂辞中体现了郑述祖无以复加的“孝悌”思想。
《天柱山铭》名义上是为天柱山作铭，实则是为父作颂。在郑述祖心里，天柱山乃先君所号，天柱山就是父亲的代名词，天柱山的形象就是父亲的形象。《铭》的开首盛赞天柱山雄奇瑰丽，“寻十州以掌内，总六合以眼中”“始皇游而忘返，武帝过以乐留”。事实上，这些句子都是为第二部分作的铺垫。在第二部分里，郑述祖以浓墨重彩歌颂了郑道昭的崇高品德。“公禀气辰象，含灵川岳，礼仪以成规矩，仁智用为枢机……及驱鸡御下，享（烹）鱼理务，群情款密，庶类允谐。变此浇夷之俗，侔彼礼乐之邦；懋绩布在歌谣，鸿范宣诸史策……赫矣先公，道深义富，如桂之馨，如兰之茂。遵祖爱亲，存交赏旧。”通篇文字，若不将他的叙官与年款统计在内，有43%的文字是在歌颂父亲的。当年郑道昭为其父郑羲树碑立传，完尽人子之孝，丰碑至今昭然；如今郑述祖步先父后尘，像乃父颂德于乃祖一样，再创新篇。巧妙的是，他没有雷同于立碑的直白，然而展示的孝悌情愫却如出一辙。郑述祖最后说：“何曾不想树嗟风，瞻天愧日，猥当今授，踵迹此蕃，敢慕楹书，仰宣庭诲”。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郑述祖五十多年不变初心。如果说，《重登云峰山记》是郑述祖在怀旧中流露出了孝，《天柱山铭》则是在景仰与歌颂中深埋进了孝。云峰刻石中的郑述祖，孝子也。

云居馆山门题名刻石
再看《天柱山铭》的忠君思想。
《铭》的最后一部分是郑述祖的表态，看得出，他是位地道的忠君良臣。“余忝资旧德，力构前基，遂秉笏朝门，策名天府，出入蕃邸，陪从帷幄。凡诸升历瀛、赵、沧、冀、怀，及兖、光行正十州刺史，北豫州大中正；三登常伯，再履纳言；光禄太常，频居其任。揣究庸虚，无阶至此。直是遗薪妄委，余庆滥钟。”真是感恩戴德无以复加。郑述祖同他的父亲、乃至于绝大多数封建官吏一样，都是皇恩浩荡中涤选出来的国家人才。他们有丰厚的食禄，崇高的地位，享尽人间富贵，一切归之于皇帝的恩泽。他们的忠君思想，几乎是他们灵魂的全部。忠君的表现就是为皇帝出力卖命，把事干好。《北齐书》《北史》载：“前后行瀛、殷、冀、沧、赵、定六州事，正除怀、兖、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怀、赵三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郑述祖一生大多为外朝官，由北魏、东魏至北齐，三十年间历三次改朝换代，“公□□忠八帝，职历九州……”四十五年间，频繁更换州郡行、正长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可以说是一位官场老手。天统元年（565）九月后，郑述祖卒于光州刺史任上。“赠开府、中书监、北豫州刺史，谥曰‘平简公’。”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谥法解》：“治而无眚曰平（无灾罪也）。执事有制曰平（不任意）。布纲治纪曰平（施之政事）。一德不懈曰简（一不委曲）。平易不訾曰简（不信訾毁）。”郑樵《通志》卷四十六《谥略第一》：“简，上谥。”“上谥用之君亲焉，用之君子焉。”郑述祖思想中庸，有自己的爱好和追求，在事业上不像父亲那样“认真”，甚至“急进”。他的忠君思想使他为官几十年不倒，他的中庸思想又使他几十年为官难升。
郑述祖风检敦清入史册
“郑述祖少职敏，好属文，有风检。”不仅为先达所称誉，还被后贤李百药、李延寿写进了正史。《北齐书》载：“述祖能鼓琴，自造《龙吟十弄》女天狗，云尝梦人弹琴，寤而写得。当时以为绝妙。所在好为山池，松竹交植。”多才多艺，尤爱琴、文、园林艺术，且喜交友。“盛馔以待宾客，将迎不倦。”光州时，“有人入市盗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人君！’执之以归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后，境内无盗。人歌之曰：‘大郑公，小郑公，相去五十载，风教犹尚同。’”郑述祖守兖州，于乾明元年（560）游孔庙，见一耸立旧碑，“乃□兹废□□……嗟叹久之，乃……即命工人重为镌□”。时光流走一千多年，述祖于旧碑上重镌的碑文，也已漫灭大半，残剩无几。人们猜测，郑述祖重镌碑文的目的，不外乎倡尊孔，重教化。巡省使穆子容巡检兖州时，对郑述祖的治理给予了高度评价。曰：“古人有言，‘闻伯夷之风，贪夫廉，懦夫有立。’今于郑兖州见之矣。”可见，郑述祖在兖州、光州的威望之高，不是偶然的。

云居馆山门题名刻石拓片 赖非供图
《北齐书》又载：“述祖女为赵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后，王更娶郑道荫女。王坐受道荫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谓道荫曰：‘郑尚书风德如此，又贵重宿旧，君不得譬之。’”郑述祖、郑道荫，一样的岳父“泰山”，而“礼遇”则天壤之别。郑尚书（述祖）风检之高尚，令人感佩无限。李百药用这样的寻常家事，礼赞郑述祖为德秀时哲。天统元年（565）秋，郑述祖遭疾，“及病笃，乃自言之。且曰：‘吾今老矣，一生富贵足矣，以清白之名遗子孙，死无所恨。’遂卒于州”。“清白”与否，史家作鉴，《北齐书》在列传中用赵郡王高叡的故事，来作为对郑述祖的评述，足见正史对郑述祖自称的“清白之名”，是认可的。
云峰刻石研究八百年（节选）
赖非

新时期的考古学调查与研究
云峰刻石的著录与研究，始于北宋赵明诚。他在《金石录》中收录了《郑羲上碑》《郑羲下碑》《登云峰山诗》（即《论经书诗》）《东堪石室铭》《哀子诗》《郑述祖云峰山记》《天柱山铭》等七种刻石，并就其中有关史迹做了扼要考证。限于当时的条件，虽然著录的刻石数量仅是一小部分，但在《金石录》这部皇皇巨著中，给云峰刻石以一席之地，其开拓之功不可泯。嗣后，郑樵《通志·金石略》、陈思《宝刻丛编》亦相继著录，但刻石数量及提出的问题，均未超出赵氏的范围。自兹直至清代乾嘉以前，未再有人致力于斯。乾嘉之际，碑学兴起，对此留目者渐多。尤其是经包世臣激扬之后，著录、研究者日众。刻石数量也由几种增至四十余种。研究的内容，不仅包括刻石文字的增补、考订，还涉及与刻石有关的人物、史事乃至刻石的书法艺术成就。据不完全统计，此类著作有四十几种。它们基本反映了宋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自清代乾嘉以来二百多年间，我国学术界对云峰刻石的著录研究状况。

郑文公碑亭

北魏 郑文公下碑首部

北魏 郑文公下碑原石（局部）
而新时期的云峰刻石研究，是以1983年9月至1984年11月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为标志开始的。调查组由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山东省博物馆联合组成。参加人员有考古学者、历史学者、艺术史学者、文物鉴定家、书法家以及拓片工人、照相师等。调查内容包括：一，对云峰山、大基山、天柱山、玲珑山上的所有刻石（不论时代早晚）的位置、形状、石质、倾向、倾角进行测量、绘图、照相、鉴定并采集标本，绘出四山刻石的详细分布图及刻石实测图；二，对每一件刻石的内容、书体、行数、行字数、字径尺寸、残损状况、镌刻特点，做详细记录，并制成表格；三，对所有刻石进行精心传拓，获取高质量拓片资料；四，对与刻石活动有关的遗物、遗迹进行调查、清理，采集有关标本；五，对郑氏家族故里、郑氏家族坟茔进行实地调查。田野工作获得了大量资料，而后工作重心转入室内整理。首先，研究人员认真查阅了历代金石著录和诸家研究成果，全面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方法、手段和思路。在此基础上拿出了一个研究规划，对云峰刻石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分布规律、主持人、书丹人、刻石分类、书法渊源、艺术地位、美学价值、拓片流传、别字异字、诗文内容、历史故事，以及郑道昭、郑述祖的籍贯、身世、宦历、生平思想、个人趣好等诸方面，进行系统地分析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郑文公下碑整拓 清中期 杨守敬、赵之谦旧藏

郑文公下碑 清拓（局部） 莱州市博物馆藏
同时，有关方面又组织召开了两次“云峰刻石国际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会议由中国书法家协山东分会、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山东省旅游局联合组织，于1984年10月在莱州市召开。会议得到了国内学术界及日本学者的大力支持。会上，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就云峰刻石的书法艺术成就、对后世的影响、刻石书丹人、刻石辨伪、传世拓本、郑道昭生平思想，及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

观海童诗碑亭

观海童诗原石

观海童诗新拓

北魏 观海童诗 清中期拓
“第二次云峰刻石国际学术讨论会”，是由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烟台市文化局主办，烟台市博物馆、莱州市文化局承办，于2007年8月在烟台、莱州召开。来自国内及日本、韩国、瑞士的美术院校、书法团体、文博单位的六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实地考察与学术研讨。学者们除对一些旧课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外，还对云峰刻石的诗文注释、新发现的刻石、《百峰山诗碑》的流传、郑道昭五言诗的成就、云峰刻石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大会达到了预期效果。

论经书诗碑亭

北魏 论经书诗原石

论经书诗 清拓（局部）
新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云峰刻石的分布特点
赖非《云峰刻石的成因与分布特点》认为：郑道昭主持镌刻的40处摩崖刻石，错落地分布在云峰山、大基山、天柱山、玲珑山上。虽然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背景下的产物，但这一庞大的石刻群却像一篇文章佳作一样，有精心的遣词选句与谋篇布局。单篇刻石既各自独立，彼此间又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具体说来，记录的是一次次活动；总体说来，成就的却是一项宗教文化艺术工程。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单体刻石与群组刻石之间，存在着相对独立与统一的关系。表现最明显的有两组：一是云峰山《九仙之名题字》与“九仙”题字；二是大基山“五仙坛”题字与《仙坛诗》《岁在壬辰建题字》《大基山铭告》。第二，不同山之间的刻石，也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如天柱山上的《郑義上碑》，与云峰山上的《郑義下碑》关系密切。再如，四山上都有“白云堂”刻石，它们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第三，刻石内容与周围环境和谐统一。郑道昭命名的云峰山、天柱山、左阙、右阙、飞仙室、山门、东堪石室、南山门、北山门等，不仅位置、形状名副其实，恰如其分，所在环境也耐人寻味，引人联想。

郑道昭 山门题刻原石

郑道昭 山门题刻 （现“阳”“门”二字已损） 清拓 莱州市博物馆藏
2云峰刻石的书丹人
云峰刻石的书丹人，一直是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传统的观点众口一词，皆认为是郑道昭书无疑。新时期以来，人们开始警觉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翁闿运认为：“总的说来，云峰诸山北魏刻石，并非全出道昭手书。如《耿伏奴从驾》《大基山铭告》《洛京道士郭静和》《石匠于仙》等，按其笔力书势，不似道昭笔迹。”但他又承认，郑道昭书法善变，“其艺术表现形式，随所书内容而有所不同”。最终，“证实云峰诸山北魏刻石为郑道昭手书”。

当门石坐题字原石

当门石坐题字拓片
王思礼在调查、对比的基础上，写出《对云峰刻石诗文作者及书丹人的几点看法》。他认为，《郑文公碑》是“程天赐等人当在郑道昭的邀请下，才为其故主撰写碑文的”。《咏飞仙室诗》之“‘飞仙室’名，或出自郑道昭之口，但诗文则出自郑道昭与道士之外的第三者。”《仙坛铭告》“镌刻的时间，可能在建仙坛之后不久，经郑道昭认可而刊。更可能是郑道昭离开光州之后所作”。“极有可能是山中道士所作。”《郑述祖重登云峰山记》，“文章作者是谁？应是随同郑述祖赴任所、并同登云峰山的‘僚佐’。”《四言诗残刻》“应是郑述祖在光州剌史任内，重访先人遗迹时所作。由于该文残缺不全，实难定论”。
关于云峰刻石的书丹人，王思礼认为：根据各刻石的运笔、结体和艺术风格，大致分为五组。第一组有：《论经书诗》第一、二、四部分，《山门题字》《云峰之山题字》《右阙题字》《当门石坐题字》《中明坛题字》《青烟里题字》《岁在壬辰建题字》《天柱之山题字》《游息题字》。书者郑道昭。第二组有：《郑文公上碑》《郑文公下碑》《观海童诗》《九仙之名》《赤松子》《王子晋》《羡门子》《浮丘子》《安期子》《咏飞仙室》《左阙》《置仙坛诗》《北山门》《南山门》《白云堂》《青烟寺》《玄灵宫》《朱阳台》《东堪石室铭》《论经书诗》第三部分。书者为郑道昭的属吏及其他人。第三组有：《洛京道士太原郭静和》。书者可能是郭静和本人。第四组有：《太基山铭告》。撰文、书丹人应同属山中道士。第五组有：《游槃之山谷》《此白驹谷》《登百峰山诗》。书者当是郑道昭调任青州后、青州任所内的幕僚。北齐刻石六种，说是郑述祖书，这恐怕是靠不住的。书丹人是郑述祖的属吏的可能性比较大。
云峰刻石的书法艺术风格，赖非将其主要内容分为三大类：一，疏宕豪逸类十种。包括《论经书诗》《游息题字》《右阙题字》《山门题字》《云峰之山题字》《天柱之山题字》《当门石坐题字》《壬辰建题字》《中明坛题字》《青烟里题字》；二，端庄雄浑类十九种。包括《郑文公上碑》《郑文公下碑》《观海童诗》《仙坛诗》《飞仙室诗》《东堪石室铭》《左阙题字》《玄灵宫题字》《朱阳台题字》《青烟寺题字》《白云堂题字》《南山门题字》《北山门题字》《九仙之名题字》《浮丘子题字》《羡门子题字》《王子晋题字》《赤松子题字》《安期子题字》；三，紧峭庄严类四种。包括《游槃题字》《白驹谷题字》《百峰山诗》《白云堂中解易老题字》。三类风格的作品，出自三人之手。王思礼、赖非关于云峰刻石的书丹人及书法风格的分类，对几百年来云峰刻石“书出一人”的观点提出挑战。将云峰刻石书丹人的研究，更加细化了一步。

右阙题刻原石

郑道昭 右阙题刻 近拓 破禅室藏
3云峰刻石及郑道昭在书史上的地位
刘海粟对云峰刻石及郑道昭的书史地位，坚持传统的看法。他在《读郑道昭碑刻五记》中说：“祝嘉同志称郑道昭为此方书圣，与南方的王羲之并列，可谓大胆而有见地。”“郑述祖书法逊于乃父……他的字方正敦厚，坚实可观，在当时不算突出，唐后也很少对手了。”陈梗桥则有不同意见。他说：“郑道昭摩崖，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来看，在中国书法史上都不是第一流的作品。郑道昭的水平固然很高，但这样水平的书家，在六朝时期恐怕比比皆是，也许这正是《魏书》对郑道昭的书法不曾提及的原因。”

左阙题刻原石

左阙题刻拓片
我们认为，云峰刻石在书史上的贡献是突出的、多方面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传统笔法的总结与开拓，这在《郑文公碑》一类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们以相对丰富的楷书笔法为基础。上溯先秦，吸收了篆书笔画浑圆、骨力内含的特点。下及两汉，吸纳了隶书波挑翻转的笔势，来进行魏书艺术的创造。“篆势、分韵、草情毕俱。”不仅为圆笔作书开辟了新领域，也在魏书追求风骨和神韵上，进行了成功地尝试；第二，对榜书笔法的贡献。这在《白驹谷题字》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白驹谷题字》为方笔榜书，又是直接写在摩崖上的。书者能在行笔中熟练地运用停、挫、转、翻，充分表现了线条的力度、厚度和动感，天衣无缝地解决了动与静的矛盾关系；第三，对楷书笔法的贡献。楷书的发展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过程的完成既有书法环境的因素，又有书法自身规律的作用。丰富多彩的笔法，是汉代以来各层次书家们努力探索、共同努力取得的辉煌成果。其中，当然也包括云峰刻石一类作者的探索与贡献。

北齐 郑述祖云居馆题刻原石 莱州市博物馆藏

北齐 郑述祖云居馆题刻拓片 清拓 莱州市博物馆藏
4郑道昭的生平、思想

道士谷
云峰刻石中具有道教思想色彩的内容占很大比例。因此有人推测，郑道昭崇奉道教，甚至将他说成道教徒。于钦《齐乘》引刘国枢记云：“大基山道士谷，后魏郑文公（应为文恭公）修道之地。”祝嘉《书学论集》曰：郑道昭“崇儒教，但兼信道教”。但多数学者认为，郑道昭虽然参与了道教徒们的活动，他本人并不能算作道教徒。翁闿运《云峰诸山北魏刻石与郑道昭》曰：“《魏书》《北史》称郑道昭‘少而好学，综览群言’。凡有识之士，读书都不限一家，学为致用，考其思想体系之归属，应视其致用时所据之理论指导，与具体行动”，“其思想体系，全属儒家”。焦德森《云峰刻石与郑道昭晚年的道家思想倾向》云：“云峰刻石中反映的道家思想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仙坛铭告碑亭

仙坛铭告拓片
综观郑道昭一生的经历，这种思想倾向的产生，不是偶然和孤立的。应当把它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探讨郑道昭是怎样由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转入消极避世的道家思想。在爱仙好道的背后，那“杖节牧齐疆，栖槃时自我”的形象，才是我们要发现和发掘的。钟轶、张起明持有大体相同的观点。认为，他前期适逢盛时，以儒学进身，后期受到冷落，屈居东齐，以行道为乐。与道士们在一起，读经论道，作诗题名，只是他失意后苦闷思想的一种排遣方式而已。

人名仿佛原石
关于郑道昭的生平，张从军经过认真研究后，写出很详细的《郑道昭年谱》。并对郑道昭一支世系关系做了清理。填补了云峰刻石研究的空白。

青烟里原石

青烟里拓片

青烟寺拓片
郑道昭外，其子郑述祖也曾引起过学者们的关注。陈梗桥对其在云峰刻石与其他碑刻中的书丹权问题、生平宦历等，做了扼要探讨。鲁大东、尤丽莎则专门研究了郑述祖的石刻与史迹。

中明坛题刻原石
5云峰刻石碑别字
云峰刻石碑别字的研究，在金石学时代即倍受重视，几乎所有的金石著述，都有相关的考证。新时期以来，此课题仍然得到不少学者的关心。郭强《云峰刻石碑别字研究》认为：“云峰刻石碑别字以其地域性在书法文字造型上，无论是横向的内部类比，还是纵向的发展关系，都具有时代共性。”北魏道武帝改订四万余字，太武帝诏曰：“初造新字千余。”从北朝碑刻中可见一斑。云峰刻石碑别字三百余，重文近百，有七种类型，无疑是研究北魏文字的重要资料。刘建峰“从汉字构形学的角度，将云峰山刻石的异体字分为改变汉字构形理据和不改变汉字构形理据两大类。改变文字构形理据情形主要是改变形旁或者声旁，或者新造会意字等，不改变汉字构形理据主要是指文字笔画的增减笔画构字部件的移位等”。并认为，云峰刻石异体字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继承前朝各代写法；
（2）吸收当时民间的流行俗体；
（3）来源于相似形旁结构造成的舛误；
（4）文字发展的不成熟；
（5）追求简便与追求繁复的不同需要；
（6）社会的影响和人们对文字的规范要求；
（7）书刻者个人因素。等等。

郭静和题刻拓片 原石已被水淹没
6云峰刻石注释
云峰刻石是研究郑道昭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可补文献阙如。但刻石中多用典，一般读者难明其意，给云峰刻石的书法研究和欣赏，带来很大不便。于是，焦德森、陈安宁便选取云峰刻石中最难读懂的《郑文公下碑》《论经书诗》《仙坛诗》《观海童诗》《咏飞仙室诗》《东堪石室铭》《登云峰山记》《天柱山铭》等，一一做了注释。填补了云峰刻石研究的一项空白。

双钩白云堂题刻 清拓 莱州市博物馆藏
7云峰刻石五言诗成就
《魏书·郑羲传》记载：“道昭好为诗赋，凡数十篇。”然而《魏书》《北史》仅记录了他的几篇奏章，对其诗赋，并没有载录。有幸的是，云峰刻石中保留了他的六首诗。包括《东堪石室铭》《论经书诗》《咏飞仙室诗》《观海童诗》《置仙坛诗》《百峰山诗》。刘海宇《试论郑道昭的五言诗成就》认为：“郑道昭的五言诗吸取了南朝诗歌典丽清新的特点，既有对于光州青山绿水的精细刻画，语言精练工整，又有感荡心灵的抒情。同时他的诗歌又带有北朝文辞所特有的尚质求实、刚健朴素的风格。郑道昭继承了北魏前期崔浩、高允等人的文学成就，同时又拉开了北朝诗人吸取南朝诗歌成果以弥补自身不足的序幕，之后不久出现了以‘北地三才’诗歌为代表的南朝化趋势。总的说来，郑道昭的诗歌具有会通南北、折中古今的特点，反映了北朝中后期诗歌演变发展的现状。”

北魏 神人子题名原石 莱州市博物馆藏

神人子题名 新拓
8云峰刻石拓片鉴定
云峰刻石自清代乾嘉之际名声大噪以来，摹拓者趋之若鹜，一拓甚至价值百金。拓片商贾为获取高利而不顾一切，一年四季，山上椎拓之声不绝于耳。人为与自然的原因，致使刻石文字受到严重伤损。拓片也因此呈现出早晚不同、真假难辨的局面。翁闿运说：“《郑文公下碑》之最初拓本，‘平东将军光州刺史’句之‘将’字下‘寸’中直笔道完好。后拓此直右边字口泐肥。又，‘不严之治’句之‘不’字下半三笔可见。后拓泐尽。此种最旧拓片，碑面石花满布，有的一片漫漶，全文难读；有的虽可读而不如后拓之字字清楚，但字画肥大，可辨之字，笔画沉雄厚重之气，活跃纸上。”

北魏 鸿崖子题名原石 莱州市博物馆藏

鸿崖子题名 新拓
王思礼、焦德森、赖非《云峰刻石调查与研究》，将“云峰刻石的传拓”专列一节。详细调查了与刻石传拓有关的人物事件，刻石文字变化的原因，拓片流传情况，原拓补字的真相，翻版制作的内幕。

北魏 赤□子题名原石 莱州市博物馆藏

赤□子题名 新拓
邱学才、张玉光撰《云峰刻石百年残损浅考》。对清代乾隆时期与同治时期《郑文公下碑》《论经书诗》的残损变化，同治时期与民国初期《郑文公下碑》《论经书诗》《当门石坐》《王子晋》《观海童》《山门》《大基山铭告》《游息》《四言残诗》等刻石的残损变化，做了简要描述。

北魏 列子题名原石 莱州市博物馆藏

列子题名 新拓
9新发现的“四仙”题字考证
云峰山之阳有《九仙之名题字》曰：“此山上有九仙之名。”而云峰刻石自宋代见于著录以来，只有“五仙”，即《王子晋题字》《安期子题字》《浮丘子题字》《赤松子题字》《羡门子题字》。另外“四仙”在哪里？清代学者们也曾寻找过它们的下落。1983年，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单位联合调查云峰刻石时，曾下大力气，遍查山体各角落，探寻“四仙”所在。然而，最终徒劳一场。17年后，2000年9月，莱州市博物馆在整修云峰山“右阙”至主峰石阶路的施工中，无意中发现了隐藏在一段乱石墙内的“四仙”刻石碎块。引起了学术界、书法界同人们莫大的欢欣。崔天勇、王忠义撰写文章，详细介绍了“四仙”刻石发现的经过。并对刻石现状及文字内容、刻石文字体现的时代特征、刻石的书法艺术、刻石文字内容所反映的道家思想、刻石遭埋藏的原因等问题，做了详细而认真的研究。

北魏 九仙之名题刻原石

北魏 九仙之名题刻拓片
10刻石的风化、保护问题
云峰刻石经过了一千四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已是遍体鳞伤。加强刻石的保护，使它长期存在下去，是文物工作者、书法学者及每位公民共同的愿望。为达到这个目的，对刻石遭受损伤的原因进行科学调查，显得尤为重要。张国铨多年从事云峰山、大基山刻石的管理保护工作，有《云峰刻石风化问题浅议》一文，探讨了刻石遭受风雨侵蚀的直接原因，为保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杜国云等则从地质地貌专业的角度，提出了对云峰山刻石的保护意见。

北魏 安期子、王子晋题名原石

安期子、王子晋题名 近拓 破禅室藏
结语
人类总是在对过去的历史进行理性的总结中，发现问题，纠正思路，不断进步的。云峰刻石的研究走过了漫长的几百年。几百年中，学者们有苦涩的体味，也有收获的喜悦。未来的出路，无疑在于思想的解放与方法的进步。（作者单位：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

郑文公上碑碑亭

北魏 郑文公上碑原石

北魏 郑文公上碑 新拓 静之室藏

北魏 东堪石室铭原石（局部）

东堪石室铭 新拓 平度市博物馆藏

北魏 此天柱之山原石

北魏 此天柱之山拓片

北魏 上游下息题刻原石

北魏 上游下息题刻拓片

东魏 姚保显造像石室

东魏 姚保显造像及题记

东汉 中平三年刻石

天柱山铭原石旧影 1968年春被毁，残石现存平度市博物馆

天柱山铭残石 平度市博物馆藏

北齐 天柱山铭残石拓片复原图（据《墨》杂志2012年11.12期合刊）

北齐 天柱山铭（局部） 清拓 破禅室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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