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17年9月师友赠书录-芷蘭齋


9月19日河北沧州市举办2017公私藏书与经典阅读论坛，此会是由中国图书馆协会举办，而沧州市发改委等几单位承办及协办。市发改委主任梁振刚先生命我前去参会，在会前他告诉我，他的一位朋友给我刻制了一方印章，这位朋友叫吕铁元。吕先生原为沧州师范美院副院长，现为天津美院书法系主任。梁主任在微信中发来了该印的照片，从印蜕上看，该印刻得颇合法度，梁主任还将吕铁元的留言转发给我。吕先生称：“仿秦印形制，汉玉印线条风格，略参己意，寿山芙蓉石古兽印钮。”
仅凭这几句话，足见吕先生的专业精神，二十多年来，不同朋友给我所刻印章达几百方之多，而相关专业教授的制印，这是我得到的第一枚。更有趣者，我在沧州见到吕铁元时，梁主任拿出多册我的拙作，用此印在上面钤盖。按照新闻通稿上的说法，这也算是该印的“启动仪式”吧。可惜，梁主任家的印泥均已干涸，盖出的印痕无法展现出篆刻之美。而吕先生果真有办法，他用自己的妙手对印泥经过一番调制，总算能够钤盖出像样的印痕。



《古稀集》薛冰著：古人有大年小年之说，就藏书圈而言，2017应该算是大年。因为薛冰先生、陈子善先生都年届七十，而俞晓群先生和王稼句先生又恰好是六十大寿。经友人提议，可将此四位大先生汇聚在一起，共同给他们祝寿，这个提议受到了诗友们的广泛呼应。最终决定在9月16日于南京的先锋书店给四位寿星共同举办祝寿会。可惜的是，俞社长因为有公务在身无法前来，于是他派社里要员朱立利和于立业两位先生赶往南京参加此会。当然朱、于两位先生的另一项要务则是协助我在先锋书店举办一场讲座。
到达南京后，先锋书店的品牌总监张兴先生将众人带到老板钱小华的工作室，因为钱先生正在外地考察店址，当天下午方能赶回。而在其工作室，朱立利拿出多本《古稀集》送给薛冰，薛先生见此大为开心，他原本以为在祝寿会举办之时，这部书无法赶出来，而朱先生解释称，俞社长对此事颇为重视，虽然工期很短，但还是让印刷厂加班加点赶出了100册。薛先生得到这些样书后，一一签字赠送给在座的每一位，而他手中还拿着一叠笺纸书法，同时赠送给在座之人。我注意到，每张笺纸上都已书写了受赠者的姓名，可见薛老师为此费了不少的气力，也由此可窥他对朋友的情义。
翻看这本《古稀集》，其实其内容并与祝寿无关，虽然薛先生确实是年届古稀，然而这本《古稀集》其实是一本书话书。集内所收几十篇文章均为薛冰个人藏品，从版本而言，该集所收之书既有刻本也有排印本，同时还有现代洋装书。将这些不同门类的书汇为一篇，薛老师在该书的序言中作了如下的解释：“凭借这一串串的记忆碎片，仿佛能联缀出近四十年的淘读生涯。算来珍本、善本和稀见书，足够写一本书话之用，只是难以形成有特色的专题。散碎琉璃纵然炫人眼目，毕竟不成楼台。苦恼多时，忽一日灵机一动：依内容分专题固是惯例，以时代为专题有何不可？比如说，截取某个相对集中的时段，以不同文体、不同风格、不同领域、不同形式的出版物，从多个侧面呈现世象风情，且恰恰能显示我的藏书特色。”
如此巧妙的构思，这在其他书话集中不多见。



《近代江西藏书三十家》毛静著：该书的序言为我所写，而我为该书作序之时，仅认识毛静先生一天，虽然只是短短的不足24小时，我却对毛静先生的学识大为钦佩。他对江西文献是如此之熟悉，更为重要者，他跟我有着同样的爱好，那就是寻访历代前贤的遗迹。就专业性而言，毛静把主要经历集中在江西一地，而我的寻访却大撒网的扩展到了全国，显然不能像他这样致力于一地进行深耕细作，故而当我拜读完他这部书稿时，立即答应为其写序。
翻阅毛静先生的这部书稿，由此而让我感到他做事之认真，他在该书的序录中不仅列出了江西藏书家的分布图，同时还有“近代江西藏书家关系图”。这些藏书家之间，既无师承关系，也非同姓同族，而毛静却能够将这些人的关系捋清楚，可见其对江西藏书家是何等之熟悉。
本书中所谈到奉新宋育德跟我有着间接的关联，宋育德的卷雨楼，虽然我未曾访得，然而该楼重要的藏品却到了我的手中。因为这是一部明代十分罕见的铜活字本，为几十年来出现在世面上的唯一一部，仅凭这一点就可知，宋育德藏书质量之高。毛静该书中提到的这些藏书家还有多位的旧藏也在寒斋，比如文廷式、李盛铎、李之鼎、汪辟疆、文素松、刘廷琛、龙榆生等。但就质量而论，似乎没有超过这部铜活字者。而我对原藏主宋育德了解有限，从此书中了解到不少未曾听闻过的史实。由此可见，毛静先生为了撰写此书，的确下了不小的功夫。而此书的出版，也使得目录版本学界以及爱书人又多了一本颇为实用的工具书。




《浒湾版刻绣像精萃》毛静辑：该书也是毛静先生所赠，然有趣者，这却是一册设计独特的笔记本。虽然是笔记本，然却是正式出版物。该书有正式的书号，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书内所收乃是浒湾刻书中的插图。
说来惭愧，我以前对浒湾藏书完全没有了解，而正是在江西寻访之时，毛静给我普及了这方面的知识。他告诉我说，中国最大的古书集散地——就是由江西金溪县人氏所创建者，而金溪的刻书中心就是浒湾。而后毛静特意带我到浒湾参观，此镇至今基本未糟破坏，这么大的一座古镇竟然有这么多的刻书作坊，真是令人吃惊的一件事。
从江西返回后，我查看了一些资料，果如毛静所言，琉璃厂的兴旺起始于金溪人。而毛静在本书的前言中又明确地说：
“临川才子金溪书”，江西金溪县浒湾镇的雕版印刷与图书发行业，在明清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56年，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研究》时，第一次提出了“清代四大刻书中心”的说法。这四大中心，分别是金溪浒湾、福建四堡和北京、武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溪书商还是北京的图书刊刻与流通中心琉璃厂，以及武汉汉口书业的主要力量之一。
虽然说，清代四大刻书中心的说法，有不少的学者表示疑义，但郑振铎的这个说法以往我未曾留意，更何况我所见到的几部浒湾刻书，均为质量较差的清末仿刻本。然而，通过毛静所写前言则让我了解到，早在明末浒湾就有刻书之举：“浒湾在明代以前尚籍籍无名，后因明代中期旴江改道于此而飞速崛起，并快速向书业商镇转型。特别是在南京从事出版行业的金溪唐氏、周氏等书坊在明清易代之际撤回金溪以后，更为当地雕版印刷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从明末、清代到民国近400年的时间里，浒湾先后有90多家书坊从事雕版印刷与发行，经营的图书种类在5000种以上，其中两仪堂、三让堂、善成堂、文盛堂、大文堂敦仁堂、红杏山房、渔古山房、旧学山房都是当时享誉业界的著名书坊，很多书坊将经营范围拓展到湖南、贵州、四川、云南等地，还产生了赵承恩、饶玉成这样的专业出版家。 ”


《从鲁迅到张爱玲——文学史内外》陈子善著：此书亦是陈子善先生在金陵雅集祝寿会上所赠之品，陈教授乃是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他尤其对张爱玲有着特别的关注。今年的上海书展期间，上海作协主席孙甘露组织了一场作家聚会，而其举办地点正是在张爱玲住过之处。而今这里开办成了书吧，书吧的一楼陈列着张爱玲的各类作品，还有张爱玲的大画像。我站在画像前，向陈子善请教：张爱玲的作品如此受读者之欢迎，其魅力究竟在哪里？子善师很认真的用简明的语言向我作出了宏观概述。
聚会在书吧的二楼举行，在举办的过程中，子善先生向在座者正式宣布：他透过关系买到了一份民国时期的简报，而这份简报上连载着张爱玲的一篇小说。最为重要者，是这篇小说不曾为世人所知，可谓是张爱玲的一篇重要佚文。对于张爱玲的研究，在近些年已然成为了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张爱玲的著作还能有新的发现，可见子善先生对此下了很大的功夫。难怪有人调侃他是张爱玲的男朋友。
对于张爱玲，子善先生却是有着自己别样的视角，比如该书中《女人圈·不变的腿·张爱玲》一文，子善先生在该文中论述了现代文学史上作家使用笔名多少的问题。然而张爱玲的笔名却极其罕见，这跟当时很多作家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的笔名形成了较大的反差。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子善先生在该文中写道：“与鲁迅他们相比，张爱玲使用笔名在其文学生涯中几乎微不足道。张爱玲信奉‘出名要趁早呀’，那么，既要出名，就要少用甚至不用笔名，否则，读者怎么认识你这位与众不同的作者呢？也就难以真正‘出名’了。所以，自创作《天才梦》正式登上文坛起，张爱玲无论发表小说、散文还是绘画作品，都使用了‘张爱玲’这个她自己其实并不喜欢而称之为‘恶俗不堪的名字’，所谓‘坐不改姓，立不改名’是也。”
虽然如此，张爱玲毕竟还是使用过笔名，比如梁京等。既然有那样的意识，那为什么还要使用笔名呢？该书中对此作出了仔细的分析，有兴起的朋友可翻阅此书，即可知道答案。



《山海经图鉴》李丰楙审订：今年7月20日，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社编辑李潍美老师与我联系，李老师称，其社将出版清代彩绘本的《山海经图鉴》，希望我挂名推荐此书。我对大块所出之书，一向有着本能的信任，该社的印刷物大多纸墨精良。而《山海经》也是我有兴起的话题，能够挂名推荐，也算是与有荣焉，于是欣然答应。
两个多月后，收到了这本书。果真制作精美，而里面的插图处理能够看得出也下了很大的气力。虽然说，《山海经》内之图究竟是怎么回事，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然而通过政治大学文学院名誉讲座教授李丰楙所写导读，能够对该书的价值有一个整体上的了解。李丰楙在该书的前面写了一篇《破译之谜》，其在该文中首先称：“进入网络电玩游戏的时代后，重新观看《山海经》的文字叙述和图像，就会发现《山海经》其实是良好的媒介，将先民和现代人联系在一起，同样都置身于想象的世界，一个充满创意的文化空间。”
这是个很好的思路，如今网络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闪电般传播，在这样目不暇接的时代，翻看这部彩绘本的《山海经》，确实能给人以别样的享受。而对于此书的价值，该书中有台湾新锐小说家何敬尧所写《流观山海经：奇观妙地，幻象无穷》一文，该文中说道：“《山海经》在不同朝代学者的解剖、不同画家的笔下，有许多相异的面貌，甚至流传于他国之后，也会再次转变、蜕化为另一种全新的形体。故事的流转，倚仗于人们的口说传述，只要人们仍旧对于幻想的世界充满渴望，相信山海经的奇文异图，仍旧会在后世持续流传，幻思不歇。”
期待着沉湎于网络之人，能够像爱网络一样，去热爱这本书。要想其必然能够让自己过度看视频而红肿的双眼得以片刻地休憩。



为了该书的出版，大块文化出版社还专制了一款笔记本，近两年来出版社制作笔记本颇为流行。但本次笔记本的制作却颇为用心，里面有不同的表格形式来适应不同的用途，同时许多页纸面的角落也同样以彩绘的形式印制出了《山海经》中的图案，这册笔记本也由此而成为了把玩之物。


《不是献词的献词》王垚烽著 范笑我编：此书为范笑我先生所寄赠者，而书前有王垚烽先生的题款。我与王先生未曾相识，而巧合的是，收到此书的不多天，就在金陵雅集上见到了范笑我，与他同来的一位年轻人就是王垚烽。
金陵雅集乃是由王稼句先生所统筹，其目的则是为薛冰和陈子善先生庆贺七十大寿。而祝寿地先锋书店则希望我在那里举办一场讲座，原本是两件事，而今合二为一。祝寿完毕后，我坐在台上胡乱地讲了几句，而后，就与在座的师友进行问答。我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不愿意冲淡祝寿会的喜庆气氛。
在现场的提问中，王垚烽问到我，何以能推掉北京原本定好的讲座，而前来参加这次的聚会。其实，他的所言为实情，在此前一个多月，孔夫子网的韩悦思老师已经与我约定好，在9月16日跟拓晓堂先生进行对谈，其内容是关于《红楼梦》版本的新发现。然而在祝寿会的几天之前，王稼句才告诉我具体的举办时间，而这个时间恰好与孔网对谈会相重叠。这种情形令我好生为难，一番权衡之后，终于能够赴南京参加这场雅集。然我并不适合在会上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而此刻有了王垚烽的提问爆乳音头，尽管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这个内部消息，但我却很高兴他有此一问，因为我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表达我对二位老寿星的重视。但转念一想，王垚烽的这个提问，有些像我事先安排好的托，于是我立即在会上郑重声明，我跟王先生第一次谋面，他真真切切没跟我做过事先的商量。我的这一解释，引起了在场者的哄笑，不管这种笑声是否包含了此地无银三百两，但毕竟正是王垚烽使得我有机会得以表白自己的心情。
翻看王垚烽的这部大作，能够感觉到，他有着自己的思想，这样的人于今而言，最为难得。而这样的一位年轻人，能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观，这正是令我钦佩之处。



《开卷二百期》董宁文 董国和 周建新编：此书为董宁文先生所赠，我对该书的第一直观印象，感觉其像一块很小的砖头，该书分为多个部分，每个部分用不同的纸来印刷，且每个部分，都另排页码，使得我难以知道这册书究竟有多少页。以目测来估计，应该在1500页上下。然这本书却设计成了小32开，这样的设计方式应该是一种刻意，这也应当就叫剑走偏锋吧。
金陵雅集时，见到了董宁文先生，与之聊天时，他讲到了现在出版之不容易。其《开卷》创办已有17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段内，该刊的主要经营者实仅董宁文一人。他的执着令很多人都大感钦佩，而该刊我也长期收到赠阅，从开卷中了解到不少师友的信息，然此刊所发之文，基本属于现当代文学范畴。然我却是佞古之人，所思所想与所写均为故纸堆中事，与该刊的风格明显不符，故至今我未曾在《开卷》上刊发过文章。
然无论怎样，董宁文能将该刊办了二百期，也已然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真心祝愿，他能够延续这种奇迹，直到修成正果之时。



《鲁班的飞行器》陈卫新著：我跟朱立利、于立业两位先生提前一天赶到了南京，我借此机请薛冰先生带我去访古，而薛老师请来了他的朋友陈卫新先生，由陈先生驾车带领我等三人访了几个地方。经过薛老师的介绍，由此而得知，陈卫新是一位著名的室内设计师，他是南京观筑历史建筑文化研究院院长，同时他还是一位南京市文联签约作家。
寻访完毕后，陈先生载我四人前往中山陵一家隐秘的饭店去就餐。这处饭店处在茂密的树木之中，而这家外观奇特的饭店，正是出自陈卫新的手笔。陈先生介绍说，原本这处旧房经过他的设计改造，以融入自然的方式，建造成了这样一家饭店。走入室内，很少能看到斧凿之痕，看来陈先生是一位自然主义者。
在就餐之时，陈先生送给我这本大作，我对该书的书名大感兴趣。虽然读过几本古书，但对鲁班设计过飞行器却未曾听闻，尤其该书的封面则是一幅设计简图。陈卫新说，这就是鲁班的飞行器。仔细端详该图，无法复述这个飞行器是怎样的奇特造型，于是我向陈卫新请教，这幅图的所本。他平淡的说，这个图是他凭空想出来的。然而该图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标有图注，想来，陈卫新是根据文献的记载，经过构思而绘出此图者。他却否定了我的猜测，他说这些图注也是他自己起的名称。如此离奇的想象，真是令我佩服不已。
回来之后，我翻阅此书，该书乃是陈卫新所写一篇随笔集。而此书的最后一篇就是书名，于是我细读此文，想从中窥得他是如何想象出鲁班的飞行器，可是将这篇文章读完，竟然里面一个字也未曾提到，这简直是一篇纯粹的抒情散文。比如此文中有这样的字句：“我知道，好木料的根须是与树身一样长的，所以我在地上挖了一些窄小的孔洞，以便听到那些根须吮吸水份的声音放浪冒险谭，并由此判断它内心的好坏。有些树看上去很好，但心是空洞的，木质也缺少弹性。人也这样。”
这同样是离奇地想象，但这与鲁班的飞行器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一念及此，我顿然感到了自己思维的僵化，因为他在接下来的叙述中说了这样一段话：“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当你以为你已经做好一切准备的时候，那个决定性的东西偏偏没来，而且因为没有那件东西的到来，之前的一切准备只会显得毫无意义。”
我觉得陈卫新的这段话，正是嘲笑我思绪的狭隘，因为我的思路太过贴题。但即使如此，我也无法改变自己这样的思维方式。于是我在书内继续翻找，终于让我在该书的自序中找到了这样一段话：“ 设计行的前辈鲁班是一位坚持梦想，有趣的人。墨子曾经这样称赞鲁班，‘公输子善其巧，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可见大师做的木鸟委实精巧。那木鸟，我当它是一种模仿鸟飞行的飞行器，飞机的雏形。现在无法推断鲁班当时的心情了，更无法寻觅他的记录。但他远眺过的天空，现在依然存在，与我看到的只相差一些雾霾而已。”
哈哈哈！由这段话终于满足了我的窥私癖，但也由此让我对陈卫新大为钦服：他仅凭这样十几个字就能绘出一幅飞行器的草图，设计家的本领怎能让人不赞叹。

《词学抉微》钟锦著：上海书展期间，接到了刘禹先生的电话，他说上海有位朋友想跟我见面，而此位朋友正在北京，而我让刘禹转告此人，只能回京见面。此后几天，我又收到了黄曙辉先生的微信，黄兄在微信中称：“友人钟锦先生这几日会来拜访您，钟先生性嗜书，中西学兼通，当代读书种子也。”这样的纯正学人，我当然希望与之见面向其请益。
而后，与钟先生取得了联系，他在短信中称，另外还有两位朋友一同来见面，是否可以，我说当然没问题。然在咖啡厅见面时，钟先生给我的印象，确实如黄曙辉所言，举手投足间一身的书卷气。我们在聊天过程中，他赠送给我此书。见到此书令我略感遗憾，因为此前，我刚刚将《觅词记》写完，如果此前能够读到他的这部大作，将令拙作的内容更为翔实丰满。回来后翻看此书，由此而得知，钟锦先生乃是词学大家叶嘉莹先生的高徒，而书前有叶先生所书序言，该序中称：
钟锦不是一般寻常的学生。他虽本志在学西方哲学，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却不仅有着很深的基础，而且有着浓厚的兴趣。钟锦是个天性就喜欢读书的人，真可以说是爱书成癖，只要知道了有好书，就必然要得之读之而后快。他在少年时代就曾因喜爱稼轩词而无法购得，竟然把《稼轩词》全部抄录了一遍。而且如他自己在《后记》中所言，他也曾因为喜爱陈廷焯的《词则》和《白雨斋词话》的手稿影印本，将之视为“不离左右的爱物”，而当时他只不过是个十几岁的中学生而已。所以当他来到我的班上不久，就展现出了他的博学强识和思维敏捷、辩说纵横的才气。
叶嘉莹先生能对这位弟子如此夸赞，可见钟锦的确是一位读书种子。真希望自己能够从他那里学得更多的专业知识，然而他的这部词学专著，却是从纯理论的角度来解读词的美感。他对词体美感的分析，如此之理性，将感性之物以理性的形式作剖析，显然非学贯中西者难以做得到。


《北宋刻本妙法莲华经》苏州博物馆编：此书也是钟锦先生所赠，这是一本16开软精装四册全彩印本。用通版纸印刷了240页，而其订价仅98元，以现在的书价来论，这个订价不足市场价格的一半。钟锦解释称，定价的便宜，是因为该书纳入了《普陀山佛学丛书》，为了弘传佛法，故他跟出版社多次商量，努力压低定价，同时也得到了普陀山方面的支持。
对于北宋佛经我当然感兴趣，细翻这本图录，每五行或六行间，并无空行，籍此说明该经的确是卷轴装，而书内的卷六，则与此有着不同。钟锦先生涉猎到了佛学的范畴，由此可见他的视野确实宽广。而在咖啡厅时，钟锦介绍他的两位朋友恰好都是佛教界人士。其中一位名叫邵捷者，其为《上海佛教》杂志执行主编，同时她还是上海市佛教协会副秘书长。与之同来者，乃是其先生刘文沛，经介绍得知，刘先生也是一位居士，他现在主要的精力用在设计跟佛教有关的建筑及构件。与这样的专业朋友聊天最为愉快，能够在一起深入地探讨现在业界存在的一些问题，而邵捷也是位客观冷静之人，她能坦承自己的观念和看法。


《京都如晤》苏枕书著：此书为中华书局李世文先生所赠，该书作者苏枕书我未曾相识，但我却读过她的《京都古书店风景》。由此而知，这也是一位爱书之人。得到李先生的这部赠书之后，翻阅一过，由此得知，这不是一部书话集，但里面也有不少跟书有关的内容，而这正是我所感兴趣的篇章。
本书的序言，乃是出自严晓星之手笔。从此序中得知，严先生才是该书的始作俑者。他与苏枕书相识之后，向对方约稿，这种约稿方式颇为特别，严晓星请苏枕书每过一段给他写一封信，而信的内容则是有关日本京都的方方面面。这样的通信竟然陆陆续续进行了七年之久，而后从这些通信中，节选一些内容组成了本书。
在我所相识的书友中，几乎清一色均为男士，虽然说钟芳玲是标准的女子，她也写出了多部寻访书店之文，然在我的印象中，钟老师并不致力于书籍的收藏。噢，想起来了，台北的文自秀也是女士，她倒是对藏书很是痴迷。文自秀既收藏古籍也收藏当代之书，是一位标准的爱书人。唯一的小缺憾，乃是文老师只喜藏书，而不喜撰述。如此说来，既喜欢藏书，又喜欢撰述者，当数这位苏枕书，可惜的是，我并没有看过苏的藏书，故对她的收藏情况完全不了解。
然而《京都如晤》一书中，有多处谈到了她在日本买书的情况，比如其中一篇《古本祭狂欢》，此文中既谈到了她的买书范畴，也提及到了她参加竞买会的情况：“为朋友拍的两套书，均以超乎预想的价格得手，惊喜万分。《鸥外全集》，全三十八册，起价五百日元。我见那么大一堆，搬回去肯定大成问题，遂犹豫不要。众人或许也有同样顾虑，这套书于是拍了。《芥川龙之介全集》，全二十四册，成交价两千二百日元，顺利得到。后来又参加了一天拍卖会，工作人员们都认识我，喊价时特别向我投来期许的目光，待我摇头暗示不要，才继续，非常有意思。因为拍卖实在有趣，于是又挑了一套《太宰治全集》。但突然杀出一位少年竞价，他比照网店最低价，一部一部紧追不舍。我也一时意气，不依不饶，最后还是顺利入手，竟引起一阵热烈掌声。所谓‘古本祭’，就是这样的感觉吧，大家都像过节一样愉快。”
书价便宜到这个份儿上，竟然还是拍卖的成交价格，这样比较起来，中国的很多大套书显然贵得太多。但话又说回来，这些书更多的具有资料价值，如果以收藏价值来论，似乎还有不小的距离。而该书中“日人写经”一篇也是我爱读的内容，近二十余年来，日本写经有不小的数量涌到中国，但不知什么原因，有些日本写经的时代与中国的唐人写经相仿佛，而其价格却相差几十倍。直到今日，日本写经的价格也未见有多少的上涨。也许是留存太多的缘故吧，但这个缘故还不足以说明，日本写经平均价如此之低的原因。真希望苏枕书能够了解到这方面的更多信息，以让我能够获知日本写经的真实情况。




《书蠹牛津销夏记》王强著：王强先生乃是当今中国最有名的西洋版本收藏家，据说他的藏书方式乃是秘玩，因为没人真正看过他的藏品。故而要想了解到他的收藏概况，只能通过这本《销夏记》。在此前俞晓群社长已经赠给我该书，拜读之后，我对王强先生的收藏有了梗概上的了解。
从整体上来说，西洋版本跟中国版本完全属于两个体系。以我的愚见，西洋版本对书籍外观的关注度远远高于中国典籍。因为中国古书大多是线装蓝布套，没有那么多的花样在。而西洋版本的不同装帧形式，足能让人眼花缭乱。从书中的文字也可读出，王强特别了解西洋版本的真谛，那就是品相第一。
我与王强先生至今未曾谋面，对他的了解完全基于书中的文字，而他的这部书则断断续续写了八年。如此细腻、如此审慎，真令我汗颜。
本次前往南京参加金陵雅集，朱立利老师也给三位寿星带去了贺礼，这份贺礼就是真皮版的《书蠹牛津销夏记》。朱老师说，他总计带来了四本，其中三本送给寿星，这一册则送给了我。真皮版的该书，我是第一次得到，当然大感欣喜。该书不但有王强先生的签名与钤章，另外还有编号。然而这个编号却颇为复杂，我的所得乃是600—C03—400~062。编号本见过不少，但如此编号者却是第一次目睹。于是细翻该书，果真在最后一页对此有着说明：“封面分红绿蓝棕四种颜色，用意大利头层小牛皮装订，由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手工制作。十二册特装本用摩洛哥羊皮装订。”
看来我的所得，乃是意大利头层小牛皮。而对于编号的排列方式，此页分为三栏，我将其抄录如下：
典藏版
第600—C01—004~150用红色小牛皮装订
第600—C02—004~150用绿色小牛皮装订
第600—C03—004~150用蓝色小牛皮装订
第600—C04—004~150用棕色小牛皮装订
作者王强私人定制版
第600—C01—001~003用红色小牛皮装订
第600—C02—001~003用绿色小牛皮装订
第600—C03—001~003用蓝色小牛皮装订
第600—C04—001~003用棕色小牛皮装订
十二册特装本
第600—M01—001~003用红色摩洛哥羊皮装订
第600—M02—001~003用绿色摩洛哥羊皮装订
第600—M03—001~003用蓝色摩洛哥羊皮装订
第600—M04—001~003用棕色摩洛哥羊皮装订
然而，每种颜色的牛皮本究竟制作了多少册呢？我还是未曾弄明白，数学之差由此可见，同样，不能像王强那样大发其财，也就不觉得有什么意外了。而该书内还附有五款藏书票，这也算是附赠之物吧。这当然不可能是原作，但即便如此，也算印制精良，可窥原物之风采。



《人间书话——藏书家的心事》苦茶著：该书为文自秀女史所赠，甫一看到该书，恍惚间以为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看来作者应该对王国维有着特殊的崇敬之情。而其笔名却是苦茶，这又让我觉得该作者应该对周作人也有着特殊的偏爱。我的这些拉杂所想，等回家翻看该书时，也得到了一些印证。比如此书中最长的一篇文章当为“江河万古仍滂沛：王国维在京都”，显然这篇文章是专写王国维在日本的情形。对于这篇文章，苦茶在前言中写道：“二00九年底,我去日本京都走一趟赏红叶之旅。因是自助旅行，出发前买了几本旅游指南，研究交通动线，上网搜寻不可错过的美食、景点。在庞大的资讯海里，无意中发现，京都永观堂竟然与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有密切关联：先生自号及其巨作《观堂集林》的‘观堂’二字即是取自永观堂，有这样的说法。”
经过这个无意中的发现，使得他在日本细致地了解王国维的居住与交往。文中提到了王国维一家人在京都生活的情形，以及生活状况等等。是颇为耐读的一篇文章。
《人间书话》一书中另有一篇“《未埋庵短书》择抄：周弃子评周作人<五秩自寿诗>”，这篇文章则从另一个侧面专谈知堂老人的往事。
相比较而言，我当然更想通过该书来了解，苦茶有着怎样的心事，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有着如下说法：“有时会有这样的感触：藏书的人，个个都像周慕云。他或她，在家里或外头买来租来的房间里，堆藏许多许多书，美其名曰‘书房’、‘书库’，其实，那是一个个树洞。电影《花样年华》周慕云用树洞收藏不能告人的秘密，藏书人书房内每一本书就是一个秘密。”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比喻，但藏书人的秘密究竟能不能说破呢？苦茶又写道：“藏书人的秘密或许算不上不得了的秘密，然而只能埋藏者自知，即使至亲骨肉亦难解。藏书情怀若果说与旁人听，一说便俗，落入言诠。不如姑且埋着。”
既然如此，写出这样一本书来，算不算是道破秘密呢？苦茶说得很直率：“我是俗的那种人。”这样坦率的宣言，显然堵住了所有人的嘴。而他一篇篇的文章，也正是由这样的心态来写出，他在藏书、爱书过程中的心路历程。

《五大道的故事》刘凤山 彭三主编：9月9日，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和《今晚报》社等单位共同组织了第三届阅读推广论坛。此会的联系人乃是王振良先生，王先生总计邀请了12位外地代表，我也忝列其中。报到之后，得赠此书，而该书正是我近期关心的问题。
此书内谈到了多位藏书家的事迹，比如大藏书家周叔弢的旧居，这里我曾前去拍照，然而却并不知道该旧居的设计者是谭真。而书内谈到的周学熙、梁启超、张重威也同样是民国年间著名的藏书大家。该书中收录了缪志明所撰“卢弼与钱锺书的忘年交”一文，卢弼旧藏之物我有多本，然而他与钱锺书的交往我却并不了解，正是此文给我提供了新的线索，以此让我了解到更多未曾听闻过的事实。



《苏州日历》：此为苏州平江华府酒店总经理沈春蕾女史所赠，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本2018年的台历，随台历而来者，还有一个仿皮状的提篮。设计上的用心，由此可见一斑。而本台历的内容，则是过去苏州的旧影，翻看这本台历，能够看到业已逝去的岁月。对于这些图片的来由，该台历的编辑说明中写道：
《苏州日历》共分六大类：苏州古城、盘门旧影、苏州古街、平江路、苏州古井、苏州古镇；共三百六十五张图片。感谢《苏州老照片》系列主编徐刚毅老师为《苏州日历》提供了一百二十一张珍贵照片。感谢人文摄影师于祥先生为《苏州日历》提供了十六年盘门纪实旧影（一九八八年至二零零四年）、二十余年平江路系列实录（一九九五年至二零一七年）、苏州古城、苏州古镇等共二百四十四张照片。
去年，我住到了平江华府之内，在沈总的安排下，我登上了该酒店的楼顶，展眼望去，苏州的老城基本保持完好。唯一的遗憾，乃是看不到我所钟爱的古老藏书楼。而得到了这册台历，我将其浏览一过，希望从中能够发现当年藏书楼的旧影，可惜没能满足我的这个小偏好。
虽然如此，从构思到设计，均能看出编辑者在这本台历上所付出的心血。沈总告诉我，台历的策划，乃是出自苏派书房主人钟天先生之手。我在平江华府内曾看到过钟天先生多件设计，可见他在这方面的确有着别样的才能。



“公和永月饼”陈龙先生所赠：又近中秋，出门回来，收到了不少朋友寄赠的月饼。因本文属于得书录，本不写师友赠送的非与书有关之物，然而这盒月饼却不得不写，因为它制作的实在古色古香。更为难得者，是这盒月饼的封面用墨笔题写的受赠人姓名。打开外盒，里面又是两个小扁盒，而每一盒的封面上也同样题有贱名妻悍。寄两盒月饼要用毛笔书写三次，这样的用心真令自己感动。
而今，已是商品过剩的时代，人们缺乏的不是一块月饼，乃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陈龙先生的做法，让我体悟到了他在做事方面的古风。真希望这种风气能够传播开来，而我也能够得到更多的这种用心之物。哈哈哈哈，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海上日记——“科学一号”赤道太平洋考察实录》薛原著：此次在青岛见到薛原先生，听他聊到的话题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有关书的人和事；二者就是他奇特的经历。尤其他出身于海洋考察，他所讲述的这方面的故事是我所未曾听闻过者。我对海洋有着别样地向往，但我却从未乘坐过远洋油轮，经过薛原的几次讲述，他终于成功地打破了我对海洋地神秘向往。与之分别的时候，薛原赠送了我三本大作，此为其一，而他在送给我的《南海路7号》一书的后记中，终于让我体味到了汪洋大海的可怕，因为该书后跋的题目就叫“恐惧与孤独”。这就是他这一百多天海洋考察后给出的结论。
薛原的这本《海上日记》如果以文学题材来论，这部书也并非纯粹的日记体，他在这本书中摘录了一百多天海上日记中的片段，并且每一篇单独起了题目，同时作者本人还对文中的每一篇作了笺注，这是不错的一种纪实性作品。
由该书的代序让我得知，在《海上日记》成熟之前的十几年，薛原还写过一篇《浪在舷窗嚎叫》的小说，而这篇小说的内容，正是他远洋考察经历的演绎。而《海上日记》则是该篇小说的实况版。对于本书内所谈到的内容，薛原在代序中写道：“1992年10月底到1993年3月初，老李和我搭乘‘科学一号’科考船在大洋上漂了一百四十多天。之所以用一个漂字，是因为我们是在赤道太平洋附近定点观测，如同在大洋上漂着，往往一个晚上，‘科学一号’会随着涌浪漂航离开观测点三四十海里，这时就要启航再航行回观测点。”
在远洋考察过程中为什么要写日记呢？薛原给出的答案是：“日记成了我在船上消磨时间的最好方式。”然而翻阅这本日记，除了那些寂寞与恐惧，更多者则是他在船上的日常经历，但即便如此，我也能从他的描绘中品味出，他心灵的底色。比如该书中有一篇的题目是“第一条鲨鱼”，这篇文章叙述的是1992年11月9日，他跟一帮船员耗尽体力钓上来一条一人高的鲨鱼，这个过程应当是寂寞海上之行中难得的亮点，这正如鲁迅在《孔乙己》中的所言：“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以我的私见，这条鲨鱼应当是薛原等人的孔乙己。为此他原本应当涌现出久违的欢笑，然而这篇文章却有如下一段白描：“当舷梯欲与舷帮平行时，恰好把鲨鱼夹住（上面是钢缆的支架），鲨鱼身子动不了了，只能头尾摇摆。过了十多分钟，水手们用棍子猛击鱼头，鱼血流了出来，可谓残忍！又过一会儿，水手手握大水果刀以‘鬼子进村’姿势走上舷梯，近鲨鱼处一手握住钢缆，蹲下，用刀在鱼腹部猛一划，刺开一道口子……”
这段描写让我忍不住诵出了《孟子?梁惠王上》中的那句名言：“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我一瞬间觉得薛原的言谈举止在有些情况下，以胡乱调侃的方式来掩饰其内心的软弱。



《闲话文人》薛原著：此为薛原先生赠给我的第二本书，这本书中谈到的均是一些现代文人，其中有胡风、巴金、沈从文、老舍、聂绀弩、田家英等。说实话，我不喜欢读这一段历史，如果以攀附的角度来说，我也有着薛原般的内心软弱，故而我所说的不喜欢，乃是在特殊的时代使得大多数正直之人心灵扭曲，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无从改变，但我至少能够以掩耳盗铃的方式不看不听。就从这个角度来说，薛原比我勇敢，他能够以自己的笔写出某个特定时段些微的真实。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鲁迅所说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但是能够认真地阅读那段历史，并且还能将其述诸笔端，这的确需要有着强大的心理支撑。
我不愿意唠叨那一段历史，但我却喜欢薛原为本书写的代序，该篇代序的题目是“在书房里发呆”。我对发呆没有什么偏好，对其感兴趣的原因，乃是薛原别样的微信栏目。以我的所见，薛原所发微信有两个栏目单独成系列，这两个系列之一就是在书房里发呆。而这个栏目所发内容，则是他每日在书房内画葫芦，他日复一日地发同样的内容，这绝对是挑战朋友耐心的底线。我到他书房时，特意问他为什么把画葫芦称之为发呆，并且我看到他用宣纸所画的一大堆葫芦堆在侧旁，我向其索要一张却遭到了他的婉拒。他号称过几十年后，画得成熟了再赠不迟。可是为什么将画葫芦称之为在书房里发呆，他却含糊其辞地未作解释。而我回来后在该书的序言中读出了门道。
对于发呆之事，薛原在该书的代序中写道：“我喜欢在书房里发呆。坐在那儿，并不看书，而是用散漫的目光四周打量着或整齐或拥挤或杂乱的书阵书堆，就像抽烟的人吐着一个又一个烟圈看它们渐渐弥漫开来惬意地陶醉，或像喝酒的人端着酒盅小口小口地呷着麻醉自己的神经。夜晚寂静的书房，给了我安逸，也给了我迷惘。有时候我不知道是我在看书还是书在看我，我和书就这样相互对视着，一点对接有时刹那间碰撞出了火花，又让我惊喜，也让我心醉，更让我感到了自己的存在。书与人，人与书，在对视中悄悄然消磨了春夏秋冬。有时，拿起一本书并没有理由。也许因一本书，又翻起了另外几本相关或不相关的书。书里书外，整个人便坐在那儿发起呆来……”
细品薛原的这段话，看来他的所谓发呆，更多者是能够让自己的红尘之心得以片刻的安宁。他有着怎样的红尘之举呢？薛原在代序中说道：“从2006年起，我也渐渐习惯了上网。作为媒体从业人员，网路已经成了我每日工作时的依赖。但是，网路只是我工作的工具，不是我享受阅读的工具。我的阅读是分成不同的两个方式的：白天在报社，网路是我工作的工具，是我获得资信的视窗，是我寻求疑难解答的‘摆渡’。夜晚，职业工作之外的我，网路不再是依赖。我仍喜欢在书房里发呆。再发达的网路，再丰富的网路资讯，也取代不了在书房里发呆的快乐。”
如此说来，薛原的确从发呆中得以文思泉涌，写出了那么多的作品，但是发呆跟画葫芦的关系他却未曾着一字菅原小春。看来，我有必要继续刨根问底地焚琴煮鹤，直到把他问烦了为止。


《南海路7号——海洋科学界的陈年旧事》薛原著：这次在青岛见到薛原的收获之一，乃是体味到了什么叫真正的犟人：薛原说话貌似客气，关于我的寻访过程，他表面上征求我的意见，实际上无论我怎样解释，他都会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办。在此之前，我前来青岛，已经寻访到了宋春舫的故居南斗水鸟拳。可能是那篇小文写得过于谫陋，但薛原又不好意思当面指正，于是他一再建议我要去看青岛古老的海洋观测点。因为他多次向我讲授宋春舫不但是戏曲家和藏书家，其更多者则是对中国海洋的贡献，所以他一定要让我登上一座小山去看海洋观测点旧址。但问题是，我寻访的是藏书家遗迹，就算宋春舫是中国海洋和天文研究的奠基人，但这个贡献也跟藏书相去太远。
我的多次抗议，薛原充耳不闻。他坚持让司机把车开到山顶之上，尽管那条路很窄，我们的车曾经三次退了下来，但最终还是到达了他的预定目标。尽管我看到了山中的美景，也有了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但我还是无法跟宋春舫挂起钩来。
然而薛原的《南海路7号》一书谈得全是他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工作时的内容，我觉得这样的研究工作绝不仅仅是不明觉厉，我十分钦佩执于一端的科学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惟精惟一。这种精神以前被形容为“螺丝钉”，而今似乎改称为“工匠”精神。名称叫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板凳要坐几十年冷，而薛原能在这样的研究机构工作多年，难怪他形成了百折不挠的性格。当然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性格，恐怕难以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多年。
但即便如此，地主家也有缺粮的时候，薛原的百密一疏被他写入了该书所收录的“寻访宋春舫”一文。他自曝其丑地说道：“1996年春季的一天，在一个有许多人参加的聚会上，当谈到一位历史上的人物时，我脱口说这位先生还活着，刚出版了一本书。这位先生就是宋春舫。”
仅凭这段话，就能让人感受到，这位薛原可谓是“真的猛士”。正是因为他的这番勇猛，使得他由此而探究出，宋春舫乃是青岛水族馆的发起人之一，同时他也是中国海洋研究所的创造者之一。薛原向我详细地讲授着宋春舫通过蔡元培、杨杏佛、李师曾等人的呼吁，终于建成了青岛水族馆和国立海洋研究所。几十年后，薛原进入了这个研究所工作，难怪他对宋春舫有着别样的感情。
对于他此前的误会，薛原的解释则是因为他买到了一本《欧游三记》，该书中对宋春舫有如下一段简介：“宋春舫（一八九三——一九三八），浙江吴兴人，剧作家、戏剧理论家、翻译家和国际著名的戏剧藏书家。早年留学瑞士，精通法、英、德、意、西班牙和拉丁等多种文字。返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青岛）等校教授，为中国现代话剧运动的先驱者。著有《宋春舫论剧》一至三集，剧本《一幅喜神》《五里雾中》和《原来是梦》，游记《蒙德卡罗》，译、著小说集《一个喷嚏》和译剧《青春不再》等。”
由这段简介可以看到，对于宋春舫在海洋学上的贡献只字未提，如此说来，我把他作为一位著名的藏书家进行寻访，显然不会有什么歧义，但猛然想到，薛原的这篇文章不就是更正自己对宋春舫的偏见吗？看来狼骑竹马来，他的确有资格做“五十步笑百步”状。



《<诗经>在沧州》河北省政协文史委、政协沧州市委员会编：该书为《诗经》收藏与研究专家田国福先生所赠，大概五年前，经梁振刚先生之介得以认识田先生，而田先生在《诗经》学方面的执着令我佩服。此次在沧州见面，他以此书相赠，由此而让我得知，他仍然致力于《诗经》的研究与推广。我们在聊天中，他的谈论话题依然是关于毛苌故里的争论。
约在五六年前，我曾在一个小学内找到了毛苌的墓。这次与田先生提到该事，他马上告诉我说，毛苌的墓就是他修复的，关于修复的原因，田先生以很婉惜的口吻跟我讲述了一段往事。
若干年前，田国福时任县文化局长，他前往承德参加一个会议，在会上有日本人提出要到河间去瞻仰毛苌之墓。田国福当然知道毛苌墓已被铲平，故而他觉得带日本人前去参观是很难堪的一件事，于是他百般推托，但日本人始终坚持要去看原址。无奈，田国福只好用车把他拉到了毛苌墓的旧址，而那位日本人虔诚地朝拜之后，又郑重其事地在原址之上包起了一抔土。日本人郑重的神态给田先生以很大的震动，而后不久，上级机关奖给他所在的文化局两万元资金，他们没有将此资金分给个人，而是把这笔钱捐出将毛苌墓修复了起来。
田国福的这段讲述令我颇为感动，毛苌是中国《诗经》史上最为重要的传人，而今我们所读到的《诗经》就是毛苌所传者。如果没有毛苌的努力传播，《诗经》到如今恐怕早已失传，仅凭这一点就足以看出毛苌对于中国文学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而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如果没有田国福的努力，不知道我们到哪里寻找这位传人的遗迹。至少，我所写的《觅经记》中少了一个重要的源头，仅凭这一点我就对田国福的所为感激有加。
对于本书的编纂，在该书的前言中有如下一段简述：“沧州的《诗经》文化底蕴非常深厚，《诗经》文化资源无与伦比，堪称中国第一：辖区内南皮的尹吉甫墓、献县的刘德墓、任丘的韩婴故里和河间的毛苌故里等《诗经》文化遗存，两千多年来一直静谧地‘生活’在沧州的大地里，以神奇的穿透力跨越历史时空，以亲历亲为向世人证实这里就是他们出生和工作的地方，是《毛诗》故乡和《诗经》发祥地，并诠释着其用不同方式演绎的《诗经》故事；参与《诗经》文本原始生成的中华诗祖尹吉甫、对《诗经》阐释的《韩诗》学派开创者韩婴和《毛诗》学派创始者毛亨、毛苌，使《诗经》这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经典，两千多年来一直浸润着祖国的大江南北，传播在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
沧州一地竟然在中国《诗经》史上有着如此重要地位，彭菲茗且不管学者如何进行冷静地考证，但沧州地区与《诗经》的关系却不容忽视。


《藏书文化论集》陈德弟 范凤书主编
2017年9月19日，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与河北省图书馆、沧州市图书馆以及藏书报等单位共同举办了“2017公私藏书与经典阅读（沧州）论坛”。我有幸参加这场盛会，在会上见到了许多旧友，也结识了不少的新朋，而陈德弟先生则是我第一次与之谋面。而后甘洛凡，陈先生赠给了我三本大作，此为其一。
其实，陈先生所赠之书我都已拜读，而该部《论集》则是范凤书先生所赠。本书中收录了多位藏书史研究者的作品，这些文章给我的寻访提供了不少的线索。


《秦汉到五代官私藏书研究》《先秦至唐五代藏书家考略》陈德弟著
这两部书均为陈先生的作品，而其内容也是我感兴趣的专题。关于藏书家的传记，少有提到隋唐五代之前的藏书情况，而陈德弟则专从这个角度来作相应的研究，这当然给使用者带来了许多的便利。
关于中国最早的藏书活动，陈德弟在《考略》一书的序言中有如下论述：“我国最早的藏书活动，始于殷商时期的官藏，据先秦文献《尚书·多士》中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就是说商代已有了典册。又《吕氏春秋·先识览第四》载称：‘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这些‘册典’、‘图法’，可能就是诰命之类的文献。《墨子·非命上》中说：‘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又《韩非子·难三》中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由此可知，我国较早的图籍文献，是以官府颁布的律令形式出现的。那时，‘学在官府’，惟官有学有书，而民无学无书，只有政府中的官员和负责祭祀的‘贞人’有文化，文化是他们权利的一部分，成为他们掌控社会的工具，他们垄断了文化，也就等于垄断了典籍文献，因此，形成了官藏。”
以上的所谈乃是官藏，而本书中所谈到的私藏，则是把孔子作为中国私人藏书家中的第一位：“商周时期‘学在官府’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学在私门’即私人传授文化现象出现了，文化开始慢慢下移，一些没落的、有文化的贵族和他们的后裔，从高贵的庙堂上走到民间后，开始传播文化，其中孔子是他们的典型代表。伟大的孔子在这场文化下移的变革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创办私学，广招生徒，亲编教材，庋藏书籍，成为中国古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确有其人其事的第一位私人藏书家。”
这样的论述是否谨严呢？陈德弟在该论述的小注中作出了如下一段解释：“目前还没有一个为学术界公认的、准确的‘藏书家’的定义。清编《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录有乾隆皇帝三十九年（1774）七月二十五日一则圣谕，内有‘著通查各省进到之书，其一人而收藏百种以上者，可称为藏书之家，即应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范凤书先生在《私家藏书风景》中有《关于藏书家漫思》一文，说：‘达到可观超常量的收藏或特殊系统的收藏，在整理研究上有一定的水平，即可称为藏书家。’秦汉以降，由于传世文献记述私人藏书情况之用语十分复杂，所以实难给‘藏书家’下一准确定义，这个问题还需学界做进一步探讨。”
从历史记载来看，关于孔子藏书事迹，最早的出处应当是《庄子·天道》：“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除此之外，《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谈到了孔子编纂六经的事情。孔子编纂了这么多伟大的作品，显然他应当有不少的参考书陈五真，所以唐徐彦在《公羊传疏》中作出了如下的解释：“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
除此之外，陈德弟还在《考略》一书中讲述到了墨子、惠施等人的藏书事迹，这样的追溯很让当代藏书家扬眉吐气。而其《秦汉至五代官私藏研究》一书也列举了许多的秦汉藏书史实，比如《汉书·郊祀志》中载：“秦穆公立，病卧五日不寐。寐，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秦穆公平晋乱。史书而藏之府。”对于这段话中的“府”字，唐颜师古解释称：“府，藏书之处。”
由以上的这些记载就可看出，陈德弟在中国早期藏书方面作出了深入地研究。



《清代山东刻书史》唐桂艳著：在济南古旧书店采访期间，山东省图书馆的唐桂艳老师给我打来了电话，她听说我到达了济南，说有书相赠，问我现住何处。而后，她就赶到了古旧书店，之后她送给了我这部新作。厚厚的三大本令我吃了一惊，我未曾想到，她能在山东刻书方面，作出这样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研究。
十几年前，周晶先生带我到山东图书馆的老馆去参观海源阁的旧藏，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唐桂艳。那时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只是一位小女孩，而后她一路读书研究，成为了当代著名目录版本学家杜泽逊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前几年，唐桂艳又正式拜目录版本专家李致忠先生为师。在两位名师的指导之下，唐桂艳没有重量级的研究成果那才叫怪。
翻看这部《清代山东刻书史》，书前有其师杜泽逊所写序言，由此序中知道，唐桂艳在博士研究生阶段，正是由杜泽逊的指导而致力于山东刻书史的研究。然而，杜老师却在这篇序言中讲到了善本与普本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人们心中，‘古书’都是纸张发黄、线装、雕版印刷出来的书本。这些外貌差不多的古书，被一再划分等级，分出‘善本’和‘普通本’。‘善本’的年代下限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往下放求水山公园，用不了多久就放到宣统三年或者民国年间了，因为雕版印刷术在这一个阶段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雕版印刷的书本成了不可再生资源。所以划分年代早晚意义上的‘善本’与‘普通本’，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细读杜老师的这段话，由此可以看出他虽然态度谨严，但也能在观念方面跟得上时代。他的这番话对于当代藏书家也很有启迪意义，只是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听得进去。
虽然说唐桂艳的这部大作，乃是专门研究清代山东一地的刻书史，然而她所写的长篇前言则是从整个的山东刻书史来进行论述。其在前言中首先称：“山东刻书始于五代初，青州所刻《王公判事》当是已知的山东最早的刻本。郓城和凝是我国历史上刻印自己集子第一人。宋代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印刷的商标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商标，也是山东宋代流传下来的唯一印刷宝物。郓州汶阳穆修将家藏唐本韩柳集镂刻版刷印数百部，带到京城大相国寺出售，以广流传，是已知山东有意识以刊版进行文献传播的第一人。”
看来山东刻书可以追溯到五代时期，对于这段论述，唐桂艳在正文中引用了《旧五代史·和凝传》所载：“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唐桂艳在此段引文后给出如下结论：“他是我国历史上刻印自己集子的第一人。”可能是为了这句话的严谨性，唐老师又在此话后面作了如下的说明：“据张秀民先生推断，这部集子可能是其在家乡出版的。明罗颀《物原》说：‘五代和凝始以梨板刊书。’以梨板刊书，当然不始于和凝，但和凝的确是文学家出版自己作品的第一人。”
正是由于这样的谨严才使得该书成为了研究山东刻书史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而我恰好正在写各地的书肆情况，该书及时给我提供了翔实的史料。想到这一层，真想把唐桂艳称之为“及时雨”。突然想到，“及时雨宋公明”就是山东人，不知道两者之间是否有着草蛇灰线般的关联。


《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清金简著：几天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翁连溪先生打来电话，他说在整理书房时找到了此书，问我是否已有。我努力地回想一番，感觉在有与没有之间，既然如此，那当然选择说没有，于是就得到了这部书。
从该书的题签来看，这部书的出版，乃是为了纪念故宫博物院建立九十周年。按照版权页上的注释，此书出版了三百部，且为红印本。这更加印证了我说“没有”的正确性。
关于此书的来由，跟乾隆年间的大规模修书活动有很大的关联。乾隆十九年，武英殿设立了修书处，从此这里成为了宫廷出版的重要之地。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金简升为四库全书副总裁，经过他的提议，制作了一套木活字，从此之后，木活字本无论在官府还是民间得以广泛使用。
为了总结活字的使用方式，金简仿照明沈继孙所撰《墨法集要》的体例写出了这部《武英殿聚珍版程式》，而这部《程式》也成为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之一。可能是因为该书是重要的中国古代印刷史史料，故此书十分难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故宫博物院在庆祝建院九十周年之时，以刊刻此书作为重要献礼。而爱书人能够得此一册当然是一件乐事，这让我更加感谢翁先生的美意。孔乙己说，窃书不算偷。以我的理解，骗书比窃书罪过要轻一些。想到这一层也就心安理得地翻阅这本骗来之物了。


《山东藏书家史略》《山东文献书目》《山东文献书目续编》王绍曾 沙嘉孙著：9月25日，经杜泽逊教授介绍，我与他共同在山东齐鲁书社搞了一场讲座，其主要议题乃是关于古籍出版选题的方向。在会后，我得到了一批赠书，此为所得赠书中的三种。而齐鲁书社不知哪位老师在每部书的扉页上都写明“韦力先生惠存”字样，同时钤盖“齐鲁书社持赠”无边框印章。
这些年来其实我收到过不少出版社赠书，然而如此有古风者却为近年仅见。对于讲座，我这些年也搞过不少，但对出版社的讲座，此却是第二回。几年之前，我在广西师大出版社搞过讲座，当时所讲内容乃是针对古籍市场，从出版选题角度来作论述此为第一次。这件事让我感慨，齐鲁书社昝亮先生有着传统的古风。
我与齐鲁书社打交道至少有了十几年的历史，该社前任社长宫晓卫先生以及当时的副总编周晶先生共同创办了《藏书家》。这本以书代刊之物在藏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此后阴差阳错的原因，我任该刊执行主编达三年之久。这个过程中，跟宫社长与周晶先生有了密切的交往。而今又走入此社，跟本社的同仁们共同探讨古籍出版话题，这真是件快乐之事。
返回之后，收到了该社的这些赠书，其中《山东藏书家史略》，我有着黄色封皮的老版本。而今这增订本又给我增加了新的资料，而王绍曾先生则以《山东藏书家概述》代序，该篇代序讲述了藏书家传略的情况：“我国私人藏书起源于春秋战国，可以说源远流长。可是藏书家的事迹，缺乏全面系统的记述。直到清代才有郑元庆的《吴兴藏书录》、丁申的《武林藏书录》。清末出现了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藏书家的史传，才由一郡一邑而扩至全国。叶著取材于史志稗乘，内容丰富，收录藏书家741家。可以说是我国封建社会私家藏书比较完整的资料汇编。”
以上的叙述讲述的则是前代的藏书家传记专著，而这些专著中所收录的山东藏书家数量较少：“上面我提到的叶著《纪事诗》收录五代至清山东藏书家29人，汪訚《明清蟫林辑传》收录明清山东藏书家39人，杨立诚、金步瀛《考略》收录两汉至清山东藏书家30人。近年出版的李玉安、陈传艺编的《辞典》，亦仅收录先秦两汉至近代山东藏书家62人。”
由这段叙述可知，即使去掉重复，前代记述的山东藏书家也不过百位，而王绍曾和沙嘉孙两位先生所写的本《传略》则收录了本省藏书家559位。可见该书的资料是何等之丰富。



《皇清经解》清阮元编 《皇清经解续编》清王先谦编 《清经解三编》《清经解四编》刘晓东 杜泽逊编：出差返回仅三天，就收到了齐鲁书社寄来的一大箱书，拆箱视之里面有该社不知哪位老师用毛笔书写的一通两页手札，这份认真真让人心暖。
对于阮元所编《皇清经解》，我有着特殊的偏爱，这当然是因为我藏有该书的初版本。此书一套三百六十册，流传至今者大多有同治年间的补版，而未曾补版的道光本却颇为难得。然而该书却是清代经学的总结性作品，以学术体系论，清代经学乃是两汉后的又一座高峰。这部书当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对于这样的价值，《清经解三编》的出版说明中作了这样的解释：“道光间，经学大师阮元网罗时贤，遴选前贤解经佳作，编为《皇清经解》，凡收著作一百八十三种，计一千四百卷。光绪间，江苏学政王先谦步阮元后尘，倣《皇清经解》体例，汇辑乾嘉以前阮氏遗漏之解经之作与乾嘉以后解经名作，为《皇清经解续编》，凡收著作一百0九种，计一千四百三十卷。正、续《经解》，津逮后学。”
虽然《皇清经解》和《续编》收录了重要的清代经学著作，然其并不完全，说明中又提到：“然时移世易，以今观之，正、续《经解》或囿于编刻者之学术观念，或因一些解经之作流传未广，失收、漏收的高水准清人解经之作不在少数。有鉴于此，民国间，杨树达、王欣夫诸先生均有意续编，然齐志未伸。直至近年，我社次第出版了《清经解三编》《清经解四编》，始了学界此愿。”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刘晓东、杜泽逊两位先生来续编该书的意愿，于是就有了《三编》与《四编》。对于该书的价值，出版说明中同样有如下的说明：“三、四两编由山东大学著名学者刘晓东、杜泽逊先生辑编。他们在汗牛充栋的清代经学著作中，披检精华，选目定本，数经寒暑，终成是编。三、四两编凡收著作一百一十五种，计一千四百余卷。合之前代的正、续两编，清代重要解经之作毕集，差可视为清代经解之全编。”
然而，我却在该说明中发现了个小问题，那就是《皇清经解》所用底本的出处作了改变，在印刷体涂抹之后，上面写上了“私人藏书家”。我很想知道原书为谁所藏，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涂抹？这个小问题我后来打听到了答案，涂抹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那就请各位看官大胆设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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