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18年05月师友赠书录（上）-芷蘭齋



《清学札记》，漆永祥著。
我对漆永祥先生研究清学的深入度一向佩服。他的这本新书乃是以札记体的形式，讲到了许多不为人留意的细微之处，这样的书读起来，既能获得知识，又感觉轻松。5月9日，天津师大古籍保护研究中心成立，我受邀前往参加这个盛典，乘高铁前往天津的路上，我携带的就是这本书。
漆先生在为我写的题记中称：“札记一体，自古而今虽众体并包，亦错讹纷呈。”这句话代表了他对古代札记的看法，而后他又谦虚地写道：“以余之拙陋，舛谬益当倍之。”这当然是客气话，至少我读到书中的每一篇内容都感觉获得了新知识，比如他对经学的看法：“窃以为，经学流派，可大别之为汉、宋二派，一主训诂，一主义理。然窃以为，主训诂者，或偏于徵实；主义理者，又过求妙悟。二者乃一车之双轮，若取一舍一，或偏重一侧，皆不能周至大道也。”这样的论述方式颇具汉宋折中派之主体观。
因为人的共性，我当然也喜欢看一些古人的八卦，漆先生的这部书，其中有一篇专门考证近视眼与近视镜，此文中他把自己代入其类：“余自大四时，即患近视，此后目力愈亏，至今益甚，若摘除眼镜，则睹物模糊，几于男女不辨。”想来漆先生的所言是实情，从十余年前第一次与他见面，他就戴着厚厚的眼镜。对于近视的原因，漆先生将其归结为：“今人读书，多近视眼，而电视、电脑之害，已波及孩童。清人读书，亦多为目病所苦。”
而后他举出了《清史稿·戴东原传》中的例子：
敦元博闻强记，目近视，观书与面相磨，过辄不忘。每至一官，积牍览一过，他日吏偶误，辄摘正之，无敢欺者。奏对有所咨询，援引律例，诵故牍一字无舛误。宣宗深重之。至老，或问僻事，指某书某卷，百不爽一。
戴东原果真是一位奇士，他也是严重的近视眼，古代线装书不少都字大如钱，他却要将书贴到鼻尖才能看清楚，然而奇特地是，他看过的书，都能做到过目不忘，尤其一些法律文本，他随口念出，一字不差。戴东原的这种本领，令道光皇帝都为之看重箭侠恩仇。但戴东原本人怎么看待这样的特异功能呢？《清史稿》中记录了他说过的一段话：
书籍浩如烟海，人生岂能阅尽？天下惟此义理，古今人所谈，往往雷同。当世以为独得者，大抵昔人唾余。
这段话看似很谦虚，却讲出了一个真理，“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天下典籍之多，浩如烟海，没有人能将其一网打尽，但东原能够过目不忘，更多者是他懂得选择，将精力只集中到最优秀的作品方面，才能获取最有价值的知识。虽然说，翻卷有益，但人生有涯，懂得择善而读之才是王道。而藏书之人，大多爱好广泛，如今读到戴东原的这段话，岂能不为之惊悚。
然而，漆先生的这篇札记所讲，乃是关于读书跟近视的关系问题，故文中又引用了王士禛在《分甘余话》中的所言：“余自幼小，凡博弈诸戏，一无所好，唯嗜读书，虽官户部侍郎、刑部尚书最繁剧之地，下直亦手不释书卷也。自甲申归田六年矣，目力益昏，始悔少壮之过用其力。”
大学问家中的近视眼不在少数，漆先生先在书中又举出了这样的例子：
顾炎武幼患痘症，右目为眇。乾嘉时学者，益刻苦励学，戴震入四库馆时，已戴西人近视镜。
戴震在四库馆中戴着眼镜，这需要脑补一下他的形像，接着，漆先生在文中又举出了余萧客的奇特本领：
余萧客读书于朱焕之滋兰堂，因得博览。手一编，终夜不寝，遂患目病，不见一物。有人传以坐暗室中，目蒙蓝布，存想北斗七宿，一年之后，目虽能视，然读书但能读大字而已。遂构一室，无窗户，上穴一方，以通天光。设修几，书册鳞次，潜心纂《古经解钩沉》。
此文中又讲到了王鸣盛、邵晋涵、凌廷堪、章学诚等人眼睛都不好，对此漆先生的结论是：“诸人虽目盲程度有所不同，然皆与读书太过大有关系也。”
读书跟近视眼真是一对冤家，读书越多，罹患近视眼的概率就越高。博雅的渔洋山人都后悔自己年轻时用力过猛，但问题是，如果没有他年轻时的努力，那他怎么可能成为文坛领袖呢？人都是选择性记忆，只想取优去弊，但老子曾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巴比伦饭店，高下相倾”，这是中国人奉为至理名言的说法，而西方的故事中，墨菲斯特也成就了浮士德。
能从古人的小问题中得出大道理，想来这正是札记之学的妙处所在，而我拜读漆先生这部书后，果真体味到这句话说得是何等有道理。



《文人谈》，薛原著。
我觉得薛原先生的这部新作也属于札记体，书中提到的人物均为当代耳熟能详的大名头，对于这些人的研究俯仰可见，但薛原依然能从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上探究出新的思路。薛原的这些文章只摘引一些有出处之文，然后解释这段文字的前后关系，貌似不评价，然而他的观点却自然带了出来。每当我读出他的用意时，似乎都能看到他躲在灯影之后坏坏地笑。
以我的偏好，更关心跟藏书有关的人和事，此书的第一篇谈的是施蛰存，文中果真提到了施蛰存散书的情况：
最后几年，施蛰存对自己的藏书开始处理，送来访的年轻朋友或让书店代售，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打算送给文学馆，对于朋友的赠书，也去信谢绝，但对有兴趣或“有用”的书则仍不能释怀。
十几年前，施蛰存所藏的碑帖整批出现在上海某拍卖行，我费半日之功，全部翻阅一过。如果从收藏角度来说，这些碑帖中几乎没有善本级，然而他所藏的拓片有不少都不见经传，这足以看出，施蛰存收藏碑帖与古人的目的不同。古人对此物的收藏一是学书法，二是搞考据，而施氏的藏品，以我的看法，更多者是对于某类学问的探究，他仅将这些拓片视为资料，而并非珍贵之物。虽然我在以前也看到他随手送书给人的记载，但那些书基本属于普通读物，因为他的珍藏之品，尤其是清代的词集，却整份出售给了台湾的某人，这件事让黄裳谈起来也为之引恨。
因此说，任何书写历史的人，都会有选择性记忆。其实我反对将任何一位文人纯粹化和脸谱化，人性的复杂若能尽量的体现在传记文字中，这才能给后世留下更为客观的史料。但书写之人不可能没有好恶，而后世读到这些文章时，就难免以偏概全的给某人贴上标签。恰恰是非客观的记录，而能让薛原这类有着锐利眼光之人，看到破绽，然后将此拎出，摆在那里。这种作法，可以套用焦点访谈的那句口号――“用事实说话”。但问题是，这个事实真是事物本身的客观吗？至少我觉得，可以存疑一下。
薛原的这部大作中，还有一件事跟我的了解有些关系，那就是周作人晚年跟其新加坡弟子鲍耀明的交往。鲍藏有大量周作人的手稿以及墨迹，晚年曾拿些手稿来作赠人之物，止庵先生就曾得到其中的一页。鲍耀明藏的这些周作人手稿曾经分几次大批量的出现在嘉德拍场之中，晚年散尽所藏，这也是达观之举，但鲍耀明的所为，却令我对他的偏见彻底改观。因为他卖出这些手稿之后，得到的钱全部捐给了香港一家聋哑学校，而在此前，我听闻坊间传说，当年鲍收集手稿就是想卖钱。对于这样的说法，我未见过鲍的辩解，而他用自己的行动回应了那些小人之心。
薛原此书中也谈到了鲍耀明跟周作人的通信，而周作人所写之信主要是让鲍给他寄食品，其文中举出了如下的例子：
例如1961年3月27日在写给鲍耀明的信里说：“蒲烧已经收到，谢谢。又承赐寄瑞典制鱼，更深感荷。唯此外尚有请求，祈勿笑其‘俗’也。香港有一种罐头‘猪油’，虽无味而有实用，且税不高，一罐只课税一元四角余，敢请赐寄一罐……”接到这样的信，鲍耀明总是快速给周作人办妥，如1961年4月27日周作人致鲍耀明的信：“前日往邮局取得小包，内中乃是猪油，此物最为实惠，因为经久实用，故寄者似颇多，我往邮局时辄遇有领取此物者，故得知之，关税不知何故似亦减低，只收一元三角矣。”类似于这样的内容的通信，在那几年里可以说是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的常态。
但是，薛原留意到，周作人所需食品主要是一些日本风味。虽然说周作人有旅日经历，或许因此而有这样的口味习惯，然而薛原并不止步于此，他继续于周作人的通信中寻找内因，并他从日记中了解到，晚年的周作人家庭生活很不开心，他不断地跟日籍太太吵架，原因是羽太信子晚年精神上出了问题，而周作人通过鲍耀明不断地买食品，更多者是照顾他的太太。这都是我以往未曾留意到的细节，通过薛原的这些摘引，使我对鲍周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看法，这也是我得到薛原赠书的收获之一吧。




《诗经草木魂·采采卷耳》，韩湛宁主编，韩育生著，南穀小莲绘。
此书乃是韩湛宁所赠，这是他主持的“亚洲铜”品牌项下产品之一，从后扉页得知，仅《诗经》系列就达六本之多，这册赠书为该系列的第一部。该书在设计上颇为特别，封面拆下来打开，乃是一幅完整的中国水墨画。将封面拆下来，才能看到内封，乃是压痕文字，这些都体现出本书在设计上的用心。
关于《诗经》所谈到的草木，古人早已有关注。早在三国时代陆玑就写过一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此书应当是研究《诗经》中所谈植物的最早著作，当然该书也一并谈到了诗经中的动物，然韩育生所著该书则专谈其中的植物。韩湛宁在该书的序言中说了这样一句话：“除了与大自然相依为命，人类现今还没有找到第二条生存之路可走。寻找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方法，是全人类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难题。”
也许这句话正是人类研究古代草木的重要原因吧。而对于《诗经》中的植物，以及这些植物跟人之间的关系，韩湛宁的序言中有如下解读：
《诗经草木魂》正是依托了“诗”与“草木”这两大不朽的主题，解读了《诗经》中的130多种植物，探究了中国人的自然观、情感反应方式与生存方式的多样性，探究了中国人与植物世界的关系、中国人对大自然的无穷好奇与无限热爱。中华文明独具特色而又长盛不衰的秉性，从这些变化与融合中，形成了与环境、大自然和谐共荣的观念。
《诗经》里的130多种植物，就如同中国人130多种情感和思考的变化载体，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关联展现为鲜活、生动的独特演绎。这些草木，其实一直以来都在诱导和刺激着中国人的审美，教化着中国人的道德，给中国人探索大自然以内蕴的活力。
本书中有作者韩育生的自序，题目是《器与魂》，这三个字概括了他的价值观。而他对于《诗经》中植物的关注，则引用了《论语》中孔子的所言：
《论语·阳货》中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丁尚彪。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以这种观念来作为本书的主导思想，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结合，因为今人研究《诗经》中的植物，大多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作出相应的解读。韩育生则转换了另外的角度，比如他关注到《诗经》描写的那些植物，有些并不是客观描绘：
西周时，食用物品并不丰富，菜蔬多半为野生，《诗经》里有将这些采摘的菜蔬献祭给鬼神、供奉给王公的记录。可见，《诗经》时代，人们对花开花落要比后世之人更多一份殷切的亲近，对草木的缤纷更多一些额外的致意。
正是出于这样的解读，故该书在撰写方面也呈现出其独特性，比如《周南·关雎》中，韩育生首先解释了荇菜的科学分类：“荇菜，龙胆科，草本植物，别名金莲儿，水荷，叶浮于水面，开碎黄花，嫩叶可食。主要生长于池塘、流动缓慢的溪流中。”而后在其右旁配上荇菜的照片，左边则以整页的形式来展现南穀小莲所绘的荇菜图。接下来夜魔先生，韩育生又以文字的形式解释着该诗所包含的意义。在谈到荇菜时，他在文中有着这样的解读：
荇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复活为清水缭绕的活物，它的小黄花，可能沾染污秽，也可能清白无瑕。但在至纯的爱意涌向花心的那一份盛开里，庄严，绚烂，朴实，无华，染透一份泛着泪光的诗意，在那份沾了水痕的花丝上，花瓣微微颤抖，氤氲的薄雾，冉冉升起。能调制为菜肴的荇菜，化为一条錾刻了时间轮盘的金鲤，游进了文明的江河。荇菜的绿叶不仅是我们品尝过的，它的花儿也是我们深爱过的。
这基本上是本书的体例，而这样的写作体例及编排方式，都能区别于以往的相应著作，由此也可看出，韩湛宁在主编该书时，乃是用艺术家的眼光进行组稿，他注重内容的独特性，同时也用心的在装帧方面推陈出新。



《哈佛中国人》，洪海著。
此书也是韩湛宁先生所赠，他特意请作者洪海在扉页上签了名。
该书的写作方式颇为另类：左图右文，颇合中国对古代“图书”二字的标准解读。然而本书的内容，尤其是作者的视角颇有创新之处，因为该书的作者洪海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待过一段时间，而后用自己的相机和笔记录下那里的一些中国人。
洪海的这部书请著名企业家――万科集团董事局名誉主席王石先生写了序言，王石在此序中首先称：
擅长拍摄纪录片的洪海出了一本摄影集，这个集子里的摄影风格和文字风格跟他的影片风格一样，专注于特定场景下的“人”，通过“人”留下我们这个时代的切片。其实要想记住一个时代，可选的切入维度很多，比如经济、艺术、政治、环境、城市、科技等，但洪海在他的各类作品中始终坚持“人”这个维度。
看来，在王石眼中，洪海的这部书乃是一部摄影集，只是其拍摄的角度具有独特性，因为书中的100个人物涉及了政府官员、企业家、创业者、作家、诗人和媒体人等，他们的共同点是曾在哈佛短暂停留。
在一个固定的地点来拍摄不同性质的人，这种作法貌似简单，但如何来选择有代表性的拍摄对象德保苏铁，是作者仔细考虑的问题。洪海还请著名公知许知远写了篇序言五十音图表。许知远留意到了洪海的视角：
这组照片是洪海对哈佛生活的一个记录。他留下了这些或者相熟、或者偶遇人物的瞬间。单一瞬间并不说明什么，它们联结在一起时却有一种模糊的力量――像是中国意识与哈佛场域的碰撞。
对于作者洪海，我以往并不了解，该书的第三篇序言乃是出自摄影家肖全之笔，可能都是摄影家的缘故，肖全的序言谈的更多则是他跟洪海的交往，由此而让我了解到，洪海原本在深圳电视台工作，后来去了南美，再后来“他跟王石大哥去混了”。能跟王石混在一起当然不简单，我所说的不简单并非指的是王石的经营思路，而是指洪海跟着王石攀登珠峰去了，后来又跟着郁亮从南坡再次登顶珠峰。我不知道哪位摄影家曾经分别从南北两侧攀上顶峰，凭仅这一点，就让我对这位洪海刮目。而对于该书的价值，肖全在序中有如下调侃之语：
在我看来，这本书最有价值的是洪海用心、用情把如此众多的华人精英在外面学习生活的日常转播给我们看，这是他纪录片的另一种延续。虽然有“捞过界”的嫌疑，但你拿他没办法。就像他能两次在珠峰拍照，你只能偷偷地生气。
对于这本书的编排体例，洪海也有其用心之处，如前所言，该书的每一页都是左图右文，左边是洪海拍照的一些名人或非名人的照片，右边则是他引用该名人说过的一段或几段话，整本书中等于没有他自己的文字，这样的著作倒是真有个性。比如他拍摄莫言在哈佛Parish教堂的照片，这张照片是莫言在讲座之后，准备给读者签字的场面，莫言后面站着一位年轻的美国人，此人边挥手边用中文大声地喊到：“排队！排队！”，洪海在图片的右侧引用了莫言在讲座时说的这样一句话：
写作本身没有什么高尚的动机，没想过国家或历史责任。写作投入时，会忘我。妻子说，我腿会抖，喘粗气，像是干什么重体力活一样。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照片还是文字，洪海都有精心选择，他想通过照片以及别人的口，来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六道沉沦。而他在该书的后跋中也谈及了这一点：
对我而言，摄影是阅读的一种方式，与被访者交流的内容是书本本身。摄影的作用是在通读“书本”之后，迅速锁定核心章节中最关键的字眼。这个过程当中，有被困密室的焦虑，也有突然发现密钥的惊喜。这些焦虑和惊喜，持续激发着我的好奇。也许摄影本就是比较个人的表达，这些对摄影的片面理解支持着我持续探索。
人们都说，照片将某个场景的一瞬间定格为永恒，难道这真能永恒吗？至少在以往我认为这只是一句形容语。而洪海的后跋中，却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2016年，科学界发现了在石英中存储数据的方法。一张石英光盘可以存储360TB数据，承受千度高温，存放138亿年。而人类已知的太阳剩余寿命只有50亿年。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的视频故事都有机会被记录为永恒。
我不清楚洪海说这段话的目的，也许他是认真的，但我宁可把它解读为调侃。看来任何意义的探讨都要有个时限问题，如此说来，永恒也有时限。洪海的这本摄影集能够永恒到什么时间，我因为参与了不少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对纸张的寿命知道得清清楚楚，纸上的永恒不能持久，而人们心目中的永恒将会怎样呢？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心理学家去探讨吧。李一情



《汉学商兑》，（清）方东树纂，漆永祥汇校
《汉学商兑赘言》，（清）豫师纂，漆永祥点校
此亦为永祥师所赠，他在题赠语中写道：
是书承桐城派咒詈之风，于前人横斥竖批，几无完肤，而方氏所述，则皆为钞撮序跋而成，实无整理之必要。因山东大学《子海》王承略兄之命，费时年余，丹黄涂乙，先成《商兑》单行本，后增入豫师《赘言》，以成此本。
清代学术的主体依然延续了两千余年来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清初康熙年间宋学一度兴盛，故而清学中也有着汉宋之争，而清代的汉宋之争也有过一个小高潮，那就是方东树写出了《汉学商兑》，要与汉学家一争雌雄，这部书被后世研究者广泛引用。然而该书此前一直未有完整的整理本，故漆永祥先生对该书的整理可谓给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依据和可靠的文本出处。
从漆先生给我所写的题赠语中，可以看出他对于方东树所秉持的态度，但作为一个学者，他依然能够客观公允的来疏理这部詈骂之书。漆先生在本书前写出了几万字的导读，细读这篇导读，基本上就了解到了该场争论的原委。
这里当然要从方东树的履历及学术观谈起，方东树在其所著《书林扬觯》中讲到了自己的学术本色，虽然他自称泛览百家，但泛览的结果是更加崇拜朱子之学，他认为朱子的观点跟孔子、曾子、子思以及孟子并无差异，其他人都难以追得上朱子的高度，由此可知，方东树在年轻时就倾心于宋学。
遗憾的是，宋明理学进入清代，除了在康熙朝出现过短暂热闹局面外，一直未能形成主流学术观，与之相反者，到了乾隆中后期，考据学派大行天下，四库馆的开办更为汉学家提供了大本营。虽然说，汉学家们在考据方式及思路上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在批判宋明理学的问题上，几乎众口一词。在这种状态下，方东树喜好宋学，很有些“生不逢时”。对于当时汉宋之争的基本状况，漆先生在导读中有如下概括：
汉学家对宋明理学从“十六字心传”之无据到“理”字之无理，再到理学家立身品行，都全面攻驳，弃如土苴。一时之间，汉学、宋学，相互对峙，形同水火，但宋学无力抗衡，学术界出现冰火两重天的一面倒格局。
那个时段，以姚鼐为旗帜的桐城派渐渐兴起，方东树恰好是姚鼐的同乡，并且拜姚鼐为师，这更加促使他对汉学家有着别样的厌恶，这种厌恶除了学术观的差异，同时也跟他的性格有直接的关系，他在《大意尊闻》中称：“余性直口快，不能曲折，好直言，又窃好穷理，所道人之失偏，中其深隐处，以此故尤取怨，招恶于人，屡悔不能改，思之大惧。”
看来方东树也知道自己性格容易得罪人。面对宋学派被汉学派打得落花流水，方东树决定站出来，跟汉学家们进行斗争。对于他的斗争方式，漆先生在导读中写道：
方东树对学术是非的判断，有极深的门户之见，他衡量学人学说的标准，即是否尊奉程朱，“故见后人著书，凡与朱子为难者，辄恚恨，以为人性何以若是其蔽也”。也就是说是否尊朱子学说，是正道与异端、君子与邪僻的区分标准，即他所谓“附宋学者，或有愗儒；攻程朱者，必无君子。心术邪也。”他竭力为宋明理学争正统，并认为朱子学为不易之真理，乃道统之正极。
因此方东树准备写出一部书，专门跟汉学家作对，此书就是《汉学商兑》。此书的来由跟江藩所撰《汉学师承记》也有很大的关系，《汉学师承记》的出版引起了方东树的极度愤慨，因为他认为汉学家“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所以他写出了这样一部书，以此来回击。然而他的这部书并不是进行学术探讨，更多者是极其强烈的人身攻击。
然而尽管如此，漆先生仍然是尽量站在公允的角度来看待方东树的所为，在导读中对于方东树的詈骂给出了客观的评价：
方东树对汉学的攻驳，的确使人们更为清楚地认识到汉学的弊病丛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就当时学界的情形而言，对汉学家的攻驳，也并非始于姚鼐、方东树等人，而早在他们之前的袁枚、翁方纲、章学诚诸人，就已经对汉学弊端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批评。同时，在汉学家内部如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焦循、凌廷堪、阮元诸人，也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汉学弊端并进行纠偏。因此方东树对汉学诸家及其学术的批评，并非始作俑者，因此称其为“革命事业”，显有夸大的嫌疑。
由以上这些可以看出，漆先生不但整理出了他并不喜欢的《汉学商兑》，并且能够梳理历史，从中找出该著作值得称道之处，而这也正是乾嘉学派的治学余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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