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18年06月师友赠书录（下）-芷蘭齋




《中国出版家·王云五》　俞晓群著
该书为当代著名的出版家俞晓群先生所赠，书的内容亦为历史上著名的出版家猴王出世缩写，想来业界人写业界事，会与他人的解读有着不同。关于该书的缘起，原来是2012年人民出版社要出版一套“中国出版家丛书”，相关组织者请俞先生来写王云五，经过一年多的思索和搜集材料，俞先生从2014年4月1日动笔，两个多月后就完成了这20余万字的书稿，其笔头之快令人叹服。当我读到这篇书稿时，能感受到俞先生对王云五是何等之敬佩，正是出于这样的敬佩，才能让他在庞大的资料数据中左右采之，最终呈献给读者这样一部出色的传记作品。而俞晓群对王云五之敬佩，可由他读到《王云五全集》二十卷时所发出的赞叹而知：“他是一位文化奇人，学界通人，事业巨人，政治达人和出版伟人”。
细品俞先生的这句赞叹之语，其中几条颇有夫子自道之味。我因为对出版史的兴趣，对王云五的情况也略有了解，然阅读俞先生的这部传记时，还是让我增添了一些新知识，也如在1904年，王云五进入上海同文馆去学英文，他的老师是英国人布茂林。我的所藏中，有一些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刻之书，这些译本多部都有着布茂林的署名，当年翻译馆重点是出版一些西方科技类的著作，这些著作对中国现代化的启蒙有着关键性的作用，而这些书在印刷方式上，有不少是中西结合的产物，这些技法在中国印刷史中少有提及，而这也正是我关注这类出版物的缘由。
十几年前的因缘巧合，让我得到了当时翻译馆的一些手稿溧阳论坛网，其中有就布茂林的手迹。虽然有着这样的幸运，但我却并未将布茂林跟王云五联系起来。通过读这本传记，让我得知当年布茂林对年轻的王云五极为欣赏，王云五在那里读书不久，布茂林就让他担任其教生，想来教生应当近似于如今的助教，为此每个月还能领一定的津贴，更为难得的是，布茂林让他随意翻阅自己的私人藏书，这件事对王云五有很大的影响，因为王云五说正是因为看了布茂林的这些私人藏书，才让他有了“图书馆生活的开端”。（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
自此之后，只有王云五能够挣到钱，就努力的买书看，他在1908年就买到了一套原版的《大英百科全书》，此书有35巨册之多，然后他用了三年多的时间竟然把这部大书看完了。他的博览令很多人为之赞叹。1927年7月23日，胡适在上海拜访了王云五，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
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两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万元的巨款，并且可以无人知道。但他不要这种钱，他完全交给政府爱染恭子，只收了政府给他的百分之五的酬奖，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他今年止三十四岁，每日他必要读平均一百页的外国书。
如此的疯狂买书，同时还能广泛的阅读，在他82岁的时候，他对采访的记者自豪地说：“我可以不客气地说，没有人读的书比我多”。
王云五在出版上的业绩有目共睹，在此不用我置喙，而他所发明的四角号码则是搞目录版本研究者的福音，这种检索方式至今被业界人士所使用。关于他发明这种检字法的原因，王云五在《怎样识字》一文中说道：
由于旧日检查字典、词典之困难有如上述，于是我国读书自修之人，往往怠于检查字典，致对于字音字义，以及字与字联用的特殊意义，辄不免有误。其富于耐性，不避烦难，务从字典、词典检得所欲检之字与词者，势必因检字之迟缓，而牺牲不少的时间，以致读书时费力多而成就少。所谓中英文识字难易之分便在此点。欲消除识字的困难，惟有采行简易便捷的检字方法。
中国字检索不易，才让王云五有了发明一种便宜的检字法的想法，他还谈到了此前他人发明的八种检字法，他觉得每一种都有利有弊，后来他从电报密码中得到启示，而后发明出了四角号码检字法。这种方式一经公布，受到了业界广泛的欢迎，而蔡元培也评论过这种检字法的妙处：
他（王云五）变通永字八法的旧式而归纳笔画为十种，仿照平上去入四声的圈发法，而以四角的笔画为标准，又仍用电报号码的形式，以十数代表十笔，而以○兼代表无有笔画之角。这种勾心斗角的组织，真是巧妙极了。而最难得的，是与他自己预订的八原则，都能丝丝入扣。王先生独任其劳，而给我们人人有永逸的享受，我们应如何感谢呢！
人的潜力真可谓无穷，王云五的一生对中国出版界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到其晚年，他依然能够每天写四千字，聪明加勤奋，再加上特殊的境遇，成就了王云五，而这样的传奇是否还能历史重演呢？至少我有着这样的期待。





苏派书房特制扇
此扇为苏派书房主人钟天先生所赠，大约在两年前，我第一次住进了平江华府精品酒店，此酒店乃是在黄丕烈故居基础之上扩建而成者，由古代藏书楼而改建成古香古色的特色酒店，这将赋予藏书楼全新的生命力，正是这份喜爱，使得我住店的几天，一直在附近游览，我注意到平江华府酒店临街一栋楼的侧面，有一间苏派书房，此酒店马路对面，也有同样一家。
同一个品牌的书店在二十米的范围内开出两家，这样的经营思路超乎惯例，由此而让我对这家书店有了兴趣。
此后不久，得以结识该酒店总经理沈春蕾女史，在沈总的介绍下，我得以见到苏派书房主人钟天先生，钟先生低调而谦和，有着江南文士特有的那种或隐或现的儒雅。与他聊天我方得知，他乃是苏州名士王稼句先生的弟子，而我跟王先生相识有年，居然有这样的因缘在，我跟钟天的话题瞬间丰富了起来。而聊天正是彼此熟识的过程。原来他搞过不少的文创，而后我也留意到，酒店的房间内也摆放着他监制的书，而该酒店以藏书楼为主题制作的笔记本，也同样是钟天的策划。钟天在写书之余，还能搞出这么多的文创，这真应了古人“一专多能”的追求目标。
某天晚上，苏州某律师事务所的王刃先生在平江华府请我晚宴，在坐者都是一些苏州爱书人，这样的人在一起聊天，十分畅快。酒足饭饱后，众人意犹未尽，而恰好苏派书房仍然开着门，于是众人纷纷走入店中，此时钟天仍然在店中静静地看书，他的这份定力令众人感叹。在买书之余，我浏览了一下苏派书房所进之书的品种，虽然店的面积不大，但书籍的品味却不低，可能这种小而精的书店更需要主人在进书方面要有个人特色。以我的观察，该店以经营跟苏州和江南文化为主的书籍，同时书画类书也是该店的特色之一，而器物雅玩类的书也有一席之地，虽然说，个人的书房不可示人，其实主题鲜明的精品书店也同样可以看出书店主人的个人偏好。
今年五月底，我因事前往常熟，让当地的朋友把我送到苏州平江华府酒店，当天晚上我跟沈总、钟天先生聚餐，沈总真是女中豪杰，两瓶酒下肚，依然面不改色，恰好这一天乃是学生选择专业的日子，钟天忙完家中之事特意赶来相见，这令我大感过意不去。可能是心中有事，当晚钟天喝的酒很少，也许是二人齐醉他独醒，故钟天能够款款道来，讲述着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而在见面的当下，他赠送给我一把特制的折扇。此扇质地精良，竹制的扇骨看得出是特意挑选并经过刻意的打磨，扇骨的上端还刻着贱名，精致的锦盒上则贴着“苏派书房”的名称，看来这是该店对特制之物，想来这也是钟天所作的文创产品之一。
这柄精致之扇所用纸张为藏青色，如果色泽再淡一些，则偏重于明代宫内所用的磁青纸，然而这柄精妙之扇，反正面均未题字，看来这是等待着请名家留下墨宝。我应当请谁在这精美的扇子上留下墨宝呢？其实我心中已经有了目标，在这里玩个流行的小游戏：你猜？





《博物：指间苏州·年画》，王稼句著
每当我收到王稼句先生的新著，还未拆封就会猜想，这本书会不会又是跟苏州有关的话题，而我的猜测大多数情况都能够应验，他真应该被称为“王苏州”，只不过历史上的韦苏州更具名气。而范小青在该书的《总序》中说道：“苏州是永远也写不尽的”，既然如此，那我也只能期待着王苏州一本一本地写下去，让我了解到苏州文化的方方面面。
本书的苏州话题是关于年画，因为这涉及到了古代的印刷，故乃是我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在我的印象中，桃花坞年画乃是苏州年画的代称，当我阅读王稼句的这本新作，使我对这个名字的来由有了新认识。比如他说，在明万历年间，苏州年画就已经出现了套版的中堂，居然有这么大幅的作品，若能流传至今，当然可称为明代版画的精品之一。然而，稼句先生在文中却称，因为文件的缺失，他也不知道这样的中堂版画是什么模样，但他在文中却引用了冯梦龙在《马吊脚例》中的所言：“牌式必须官样，如太仓卫前、昆山司马桥、苏州桃花坞并称牌薮，以夹青纯棉纸者为上。”
稼句先生认为马吊牌就是年画产品之一，但这种马吊牌究竟生产销售于苏州何地，其文中亦未点明，稼句只是说，到了清康熙至嘉庆间，设在桃花坞的年画铺才多了起来，到了道光年间，著名的山塘街也开始出售年画，其文中引用了顾禄在《桐桥倚棹录》中的所言：“山塘画铺，异于城内之桃花坞、北寺前等处，大幅小帧俱以笔描，非若桃坞、寺前之多用印板也。”
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占苏州，当地年画铺所存的版片几乎全部毁于战火，到了同治年间，这个行业又渐渐恢复了起来，这些版画铺渐渐集中到了桃花坞一带，如此说来，桃花坞版画的盛行乃是出自清同治之后。但即便如此，王稼句也觉得这要比天津的杨柳青年画早许多。
“桃花坞年画”的说法，就是这样来的。这个专有名词，大概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也不知出自哪位的妙思，将“苏州桃花坞”与“天津杨柳青”对了起来，似乎两者可以并驾齐驱。岂不知历史上的苏州年画，渊流之浩漫、题材之丰富、工艺之精湛、传播之广远，远非天津杨柳青可以比肩。到了晚清，苏州年画业萧条了，而杨柳青却还处于蓬勃兴旺时期，南北方的经济、文化差异，也由此可见一斑。
这样的比较方式不知会不会引起地域之争，但稼句先生的爱苏州之情却溢于文表，因为他的文中还提到了早在北宋时，东京汴梁就已经有了卖年画的行当，当然他的引用资料也只能出自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因为此书是关于北宋首都最著名的原始街景资料。到了南宋时期，吴自牧的《梦梁录》也记录了临安卖年画的事情，如此说来，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年画都已风行，而稼句先生所提到的套版中堂，也不过是明万历年间的产品，这跟南北宋比起来，从时代上差一大截。尽管如此，这却不能影响稼句兄对苏州的挚爱，于是他洋洋洒洒的用了一本书来叙述桃花坞年画的各种题材。而我最感兴趣的是本书中写到的桃花坞年画的制作方式及其销售情况。
制作版画首先要定题材，而后起画稿，关于起稿的方式，该书中写道：
画师起稿，先用香头或炭条在毛边纸上勾勒草图，称之为“朽”，语出于古，邓椿《画继》卷三说：“画家于人物，必九朽一罢。谓先用土笔扑取形似，数次修改，故曰九朽；继以淡墨一描而成，故曰一罢，罢者比事也。”草图初成后，经推敲、修改，再勾线定稿，称之为“落墨”。
原来干什么事都要讲规矩，小小的年画竟然也有这么多的规矩在。该书中引用了王树村所撰《画诀开秘》一书中对于人物画法的总结：
“画将无脖项，画少女应削肩，佛容要秀丽，神像须伟岸，仙贤意思淡，美人要修长，文人如颗钉，武夫势如弓”；“若要人脸笑，眼角下弯嘴上翘；若要人带愁，嘴角下弯眉头皱紧”；“怒像眼挑把眉拧，哀容头垂眼开离，喜像眉舒嘴又俏，笑样品开眼又眯”。
这也算是人物画中的套路吧，显然千人一面的用这个口诀来套，无法凸显人物画的个性，故该文中还有许多很具体的门道，比如如何画美人，口诀是：
鼻如胆，瓜子脸，樱桃小口蚂蚱眼，慢步走，勿奓手，要笑千万莫张口。
而如何画贱妇，此文中同样给出总结：
薄唇鼠眉，剔牙弄带，叠腿露掌，托腮依榻。
细读这几句话，我怎么觉得今日的很多淑女就如同此文中所描写的贱妇。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本书大有再版的必要。
此书中还有一个细节是我所关心者，那就是专门谈到了年画的用纸：
年画要做到色彩鲜明，与纸张的白净韧练有密切关系，旧时苏州年画多用“毛太”、“白管”、“本连史”，后来改用“洋连中”（即有光纸）。纸质白净但又不宜过厚、过糙或过脆，因为厚不宜服帖，糙不宜行帚，而脆了则容易破裂。
如此说来，当年的年画用纸跟晚清民国间苏州地区刷印的书籍用纸基本相同，由此推而广之，如果从年画的角度来下手，也可以了解到同一时期书业用纸的状况，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真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原始材料，以便挖掘出更多的时代用纸关联。




《海上旧书鬼琐话》，陈克希著
6月21日，新经典出版公司的林妮娜老师在微信中跟我说，止庵先生到其公司开会时，带去了一本书，请她转给我，转天我收到了陈克希先生的这本大作。该书乃一百本毛边本之一，上面有陈克希先生给我的题款儿。我好奇这本书如何到了止庵那里，于是发微信向他请教。
止庵告诉我，大概一年多前，他前往上海开会，见到了陈克希，陈先生拿给他两本书，一本是赠送给止庵，另一本请止庵转送给我，然回京后，止庵忘记了这件事，近两天整理书架，无意间发现有两本同样的该书，打开扉页方看到是送给韦力者，于是他趁到新经典开会时，就把书带了过去。
既然有这样的因缘在，我马上给陈克希发微信，告诉他这本书已经到了我的手中，为此向他表谢意，因为一年多以来，我跟陈先生几次碰面，他完全未曾提及此事，不知他是否会腹悱我的失礼：收到赠书，连句谢谢都不说。
陈克希的题款方式颇为特别，他并不像我等这样直接将字迹写在扉页上，而是另纸书之，然后把这张纸帖在扉页上，同时再盖一枚骑缝章。我问他为什么要如此费事的题款儿，他回答我说：“韦力兄，我职业是旧书商，在收购处经常遇到受赠者健在时，将朋友赠书出让。我另纸题签，能使受赠人在出让前，撕去题签，以免尴尬。”这是何等的用心良苦，其实书籍的聚散本是常态，一切事情都不存在永远，而陈先生如此善解人意的替他人考虑，正是其难能可贵之处。
我与陈克希相识于二十年前，那时他在上海图书公司下属的内部刊物《书林》当编辑，后来转为老本行，负责旧书的收售。有一度上海图书公司将一座大楼的四层开辟为古旧书卖场，大约有近二十家私人书商在此经营，而陈克希虽然是国营店的工作者，他也在这里有一间办公室，我每次转完大卖场都会到他的办公室坐一下，而他每次都会不紧不慢的给我沏上一杯茶，而后闲聊书界的掌故，虽然白头宫女不在，但闲话玄宗之事却免不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交往，使我跟陈克希先生既相熟又陌生，因为我们的话题仅是发乎情止乎书，很少聊到书之外的事情。但我从该书中的《祭书》一文，对他的生活经历有了新的认识。该文首先讲到中国祭书的传统，而后又讲到他们家的祭书方式：
祭书，是自古华夏读书人独有的祭祀活动，即在年三十夜间，文人雅士捧出自己珍爱的书籍，请上祭案作恭恭敬敬之礼拜。
虽然古代文献中常常提到祭书二字，但古人究竟怎样祭书，我却难知其详，陈克希祖上的祭书方式是否与古代相同，我也并不清楚，但他的所记可谓鲜活，他在文中谈到了从他祖父那一辈就已经在上海开书店：
祖父是泸上“戏学书局”店主，戏学书局开创于民国时期，属京剧用品专卖店，出版经销以京戏剧本为主，附售京胡等戏台上的锣鼓家什等物，在域内及海外华人圈颇具影响。
如此说来，开书店的传统到了陈克希这里，已经成了三代，而他的后代是否还从事这个行业，文中未曾提及，下次跟他见面时，倒可以谈起这样的话题。如前所言，陈克希在上海图书公司工作的专业乃是旧书而非古书，但他在文中却称：
值得一提的是，所祭之书，那些线装古籍年年更换，而有一套四十册戏学书局出版的《平剧汇刊》，及书店的账本则始终依旧。究其原因，该丛刊为他老人家的拳头产品，账本乃业绩见证，这二物包含祖父的心血，还寄托其京戏书刊做大做强之美好愿望。
看来既使是经营新书之家，在祭奠书的时候，用的也是线装书。到了陈克希父亲那一辈，仍然坚持着这样的传统：
轮到父亲祭书时，我们已经开始懂事。父亲曾就读于上海新闻专科学校和太炎文学院，尤其是太炎文学院，该校为章太炎逝世后其夫人汤国梨所办，教授多为太炎先生之高足。父亲在该校打下厚实的国学底子，因而他少不得收藏些许古籍善本，自然，祭书无疑必取线装秘籍。记忆中，那些民国新文学毛边本、道林纸初版本，压根儿就入不了他眼。
到了文革时期，这种活动不可能再进行下去，1976年后，其父亲从亲戚家取回了几部线装书，原来这是在文革前他暗自藏下的贵重版本。对于所藏的具体的版本书，陈克希在文中谈到了三种：
至今，我们清晰记得，那次我家恢复祭书所供那三部古籍版本之名称，元版花口《列子冲虚真经》，明初版刻大黑口《亢仓子洞灵真经》和明嘉靖版白口《参同契》。
如此说来，他家当年所藏之书颇具版本价值，这也足可说明陈克希的祖父和父亲都对版本颇为内行。陈克希书中写到，他自立门户后仍然在搞祭书活动，当年被下放到北大荒务农，他竟然带去了木刻版的《易经》和民国石印本的《康熙字典》橄榄枝乐队，而后在北大荒继续搞着祭书活动，直到近些年，他一直坚持着这个传统，只是祭奠之书改成了民国版本，从2007年开始，他又将祭奠用书改为了当代相识朋友的著作。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陈先生在文中没有提及，但我读到他文中列举的书名和人名，总会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在。看来我的思想太过保守，因为我还是觉得祭书就要祭奠善本书，以此来表达对传统典籍的崇尚之情，而陈克希先生能够如此的与时俱进，这正是他的思想开明之处吧。







《觅文记》，韦力著
此书为我的传统文化遗迹寻踪系列第六部，该书依然是请上海文艺出版社予以出版，此书分为了上下两册，上下册间依然有着略微的色差，以此来使该书系在设计上的风格统一，书内依然附有标明地点的古代地图和两张不同藏书票，同时有一枚带附票的专用邮票。从这些细节都可看出该书的编辑在本书细节上的用心，正是这样的用心，使得该书系成为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故而在此感谢读者们的厚爱以及编辑们的辛苦。
关于何为《觅文记》，此前有书友在网上问过我这个问题，当时我只简单的回答：非诗非词非赋非曲。这样的排队法虽然不谨严，但基本道出了本书的收录范围。
其实热扎依，我在该书的序言中详细回答了这个问题，故而我在此摘选序言中的几段话如下：
前人对文的概念也多有探讨，比如阮元在《书〈文选序〉后》说：“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
阮元的思路是从《文选》一书的名称下手，他认为昭明太子既然把该书称之为文选，那肯定先要确定何为文，而后才会有“文”之“选”，换句话说，《文选》一书所说的内容都属于文。以此推论开来，经部、子部和史部的书不能称之为文。对此，昭明太子有《文选序》的后面也谈到了哪些古代的文章不能入选。
既然如此，那什么叫“文章”呢？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南汇二中。”显然，颜之推的观念中，几乎所有的文字都可以称之为“文章”。
但“文章”一词来源于何时呢？周振甫在《中国文章学史》前言中说：“‘文章’这个词，在春秋时代就有了，但它的意义跟现在不同。《论语·泰伯》：‘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个‘文章’，指唐尧时代的文物制度。又《公冶长》：‘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这个‘文章’指孔子的言论仪表。到了汉朝，‘文章’又有新的解释。《史记·儒林传》载博士等议：‘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议，徐慧宣文章尔雅，训辞深厚。’这个‘文章’，指诏书律令的文辞，跟我们现在讲的文章，已经一致了，但后来又有变化。”
看来，“文章”是个范围的概念，并且每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为此，周振甫举出了大量的例子，以此来说明历代对“文章”一词所包含的不同意义，我摘录他在前言中所举出的一小段例证：“《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倪）宽传赞》：‘文章则司马迁、（司马）相如。’这个‘文章’指史文和辞赋。我们也称辞赋为文章。但上一个文章指诏书律令，是散文；这一个文章，包括辞赋，是韵文，所以稍有不同。到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讲的文章，分为四科：‘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把诗也称为文章，这和我们的看法不同了。我们把诗和文分为两体，文不包括诗，他把文章包括诗。刘勰《文心雕龙·风骨》：‘固文章之鸣凤也。’这个文章也包括诗。”
周振甫说，现当代学者把诗和文分别认定为是两种文体，因为文中不能包括诗。但古人却没有这样的严格区分，比如韩愈在《调张籍》中的诗句：“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既然说的是李白和杜甫，而这两位是顶尖的大诗人，显然这里的“文章”二字指的是诗而非文。
如此说来，“文章”二字在韩愈那里指的是诗作。但来看韩愈的其他文章，似乎这种判断也不尽然，周振甫又在前言中说到：“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这里提出古文，指散文，是要学古道而写的散文，这个古文指散文，不再兼指诗了。
显然这段话说得太长了，其实我在序言中的所言比这还要长许多，因为接下来则是当代专家学者对于何为文章的定义，总之，做任何事情需要确定名称，而确定名称的目的乃是要搞清楚做事情的内涵与外延，这一点在孔夫子那里就有特别的强调，《论语·子路》中的这段对话对我确定《觅文记》的收录范围十分有指导意义：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
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从历史来看，最有名气的文章团体当数唐宋八大家以及桐城派，让我颇感自得的是，我找全了唐宋八大家中的每一位和桐城派的桐城三祖，故而《觅文记》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文章家遗迹的总汇。虽然历史遗迹的留存不由我的意志为选择，但我还是尽力为之，找到了以上这些文章大家，当然我也清楚历史上有名的文章家还有不少，我期待着在今后的寻访过程中，能够找到更多的人物，以便今后再出《觅文间》增补本时，能把他们的英名列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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