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18年06月师友赠书录（中）-芷蘭齋







《春秋穀梁传注》，柯劭忞撰
几个月前，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编辑马艳超在微信中告诉我，他们准备编一套《蛾术丛书》，影印和整理出版稀见的历史典籍。他要我做该丛书的顾问，以我的学力，做这样的顾问当然力不从心，但马艳超告诉我，只是请我挂名，最多做一些选题上的讨论，并不会让我做实际的工作，看来他以为我怕给自己找来麻烦，而故做推托。
时隔不久，马艳超在微信中跟我说：“您和程焕文老师担任顾问的《蛾术丛书》第一种《春秋穀梁传注》正在编校中，月底下厂。本书负责资料收集、编写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张鸿鸣同学，他本科是杜老师尼山学堂的，现在跟顾歆艺老师读研究生。他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替我请教下，韦力老师手上有没有其他的关于柯绍忞的史料？’”
而后，马艳超问我，可否让张鸿鸣加我的微信。我对杜泽逊老师一向崇敬，他学养之深厚令人钦服，他的学生需要相关史料，我当然会予以支持。加上张鸿鸣的微信后，他直率地问我：
“学生最近在读柯绍忞的《穀梁传注》，发现柯绍忞的史料不太多。得知您有柯绍忞《新元史》稿本，想请教您，还有没有关于柯绍忞其他的史料，柯绍忞的文集，不知您有没有线索？”
我告诉他，柯劭忞《蓼园文存》的稿本现在我处，张鸿鸣闻听此言，立即惊呼：“柯绍忞的文集？居然还存世。查了好多地方，也托人打听，毫无消息。学生冒昧，《文存》其书，学生能不能拜观？”我告诉他当然没问题，而后安排人将此稿本全部扫描，刻了张光盘快递给张鸿鸣。
此后不久，马艳超发来微信：“韦老师，那个文存里，有《春秋穀梁传注序》的清稿本，我们想加在影印本《春秋穀梁传注》里，灰度影印，您看可否？”张鸿鸣原本是要看《蓼园文存》，没想到里面还有他所编之书需要的序言，这样的巧合，我当然要成人之美，我当即答应了这个要求。
本月初，我就收到了马艳超快递来一册精装本，正是柯劭忞的《春秋榖梁传注》，此书为大32开精装本，繁体竖排，扉页上印有西式藏书票，将书票直接印上，而非贴上，这种做法也算一种别格。此藏书票的图案乃是一棵树的横截面，右下角钤盖有“蛾术书房”小白文印，接下来的一页上端以方块的形式印着“影印本蛾术丛书第一种出版纪念”，上钤大形“蛾术书房”白文印，该页的下端则印着“审订专用特装本共刷印十部”，其数量之少，于当代出版物中颇为少见。接下来的一页则印着赠送题款，细看字迹，也是写好后再印刷者，而其左下角则为腰圆形“蛾术书房”印章。
而后则为正式的版权页，版权页的背面，以民国出版物特有的制式印着“蛾术书房据民国二十三年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仿宋字排印本柯劭忞先生遗著第一种影印原书框高一六○毫米，宽一○五毫米”。接下来的一页则为《蛾术丛书》编委会，前列顾问乃是程焕文与我。程馆长乃是中山大学的名师，在图书馆学方面颇有建树，他做此丛书顾问名至实归，而我与这样的名师并提，颇感惭恧。该丛书的编委则为季晓冬、唐明山、马艳超、张鸿鸣、张琦、沈楠。本册的主编则为张鸿鸣。接下来是四页彩色书影，然后为该书的影印说明。
影印说明出自张鸿鸣之手，他首先简述了柯劭忞的生平，而后称：
蓼园之学，《新元史》最为世所重，以时任总编徐世昌令，列入正史，几与历代官书相埒。并以此书获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当时学林耆宿，一人而已。又与修《清史稿》，初为总纂，赵尔巽卒，为代馆长。天文、时宪、灾异三志，即出其手。又总阅历朝本纪，多所删正，是《清史稿》之成，先生有力焉。
柯劭忞以一己之力撰写出部头很大的《新元史》，经过大总统下令，将其列入正史的第二十五部，为此获得了广泛的声誉，而张鸿鸣接下来又说：
议者咸以蓼园积三十年力，成书二百五十七卷，并与国史之役，诚哉史学大家。然世人所不知者，先生为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深于经学，曾著《十三经考证》，惜已不传。世人所更难知者，先生于《穀梁》用力最深。牟润孙亲炙先生之门，尝谓先生教授《春秋》之学，先《左氏》，次《公羊》，末《穀梁》，以《穀梁》义深故也。而先生“经传注疏，手不持卷，背诵如流”，卓然经师，虽异代阻隔，想见风神，未尝不思慕。《新元史》积三十年而成；《春秋穀梁传注》实亦积三十年之力也。
《新元史》乃是柯劭忞在史学上做出的巨大贡献，以中国传统观念来说，经史不分家，故柯劭忞在经学方面也用力很深，其术业专攻的方面则是穀梁学，而《春秋榖梁传注》正是他经学成就的集中展现，对于该书的价值，此影印本后面排印有武黎嵩所撰《重刊柯劭忞春秋穀梁传注跋》，这篇长跋首先讲述了经学的沿革，而后谈到《穀梁传》在春秋三传中的地位，接下来则讲到了清代经学的兴盛，而后是清代学者研究穀梁学的名家，以及柯劭忞在穀梁学史上的地位：
京江柳兴恩，以乡举重游泮水，治穀梁学，网罗古今义理，著为长编，成《穀梁大义述》，使人稍稍得窥《穀梁》涯涘，文达公许以“扶翼孤经”。葛洧吟嘉兴钟文烝，纂《春秋穀梁经传补注》，善于以礼解经，若禘祫祖祢谥法数大端，皆前人所未发，然亦不过区分畛域考史之作，柯劭忞谓钟氏补注“泛取唐宋以后诸家之说，亦无裨《传》义也。”及今文之说，起于常州，又有井研、廖平从南皮张之洞、湘乡王闿运游，纂《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起起穀梁废疾》《释范》等，然其学多嬗易变，其功则启岭表托古改制维新更法之说。世易时移，其说不彰矣。两千年《穀梁》学殿军祭酒，当推胶西柯劭忞先生。
武黎嵩何以把柯劭忞的这部专著看得如此之高，他在此跋中阐述了柯氏在穀梁学研究方面的独特心得，也讲到了本书的出版情况及版本递沿：
初为文明书局宋体字排印本，今有台湾力行书局经学粹编本、台湾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民国时期经学丛书本。柯氏故后，又有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仿宋字排印本，较初印本颇有增易。然中国大陆六十余年来，竟无柯氏《穀梁注》之单行本再版印行。真诲尔谆谆，听我藐藐是也。
由此可见，柯劭忞的这部经学专著虽然十分重要，却没有好的版本流传，而这也正是张鸿鸣等人整理此书的原因所在。本书后面附有张鸿鸣所作的校记，总计四百余条，同时参与此事者，还有清华大学的张琦和山东大学的季晓冬两位先生，可见该书的出版，不仅仅是选择一个好的底本影印了事，而是对这部专著进行了系统的校勘，这也正是该影印本的价值所在。而我的藏品中，能够给本书提供新的史料，于我而言，当然是件高兴的事情方晓红。张鸿鸣在影印说明中，也不掩他人之功，特意提及了此事：
稿本《蓼园文存》中《春秋穀梁专序》数叶，有凤孙老批改，内容与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定本卷首《序》仍有不同，蒙《蛾术丛书》顾问韦力先生许可，灰度影印置于末。





《中国书院学规集成》，邓洪波主编
古代的北京曾经有不少书院，随着历史的变迁，到如今依然完好者仅金台书院一家，今天为金台小学所使用。出于安全原因，进入小学内拍照一向不容易，所幸我通过华宝斋的蒋凤君总经理与金台小学校长张弦老师取得了联系，在张校长的安排下，我得以顺利参观该校。
在与张校长聊天过程中，我了解到他对书院史也十分关心，为此他买到了所有跟书院有关的著述。我的寻访之旅中，有书院藏书这个项目，为此也搜集到了不少相关的史料，闻听该校藏有这么多相关研究之书，这让我好奇心大增，于是提出希望能够一看。当我看到金台小学所藏相关之书中，竟然有一套三本的《中国书院学规集成》是我所未备者，此书大十六开精装，凡三卷，该书的主编则是书院史研究专家邓洪波先生。
两年前，我在长沙寻访历史遗迹，带路之人乃是湖南省图书馆寻霖主任，在与寻主任聊天时，无意中得知他跟邓洪波颇为熟识，只是机会不巧，那次之行我未见到邓先生，但他出版的相关著述我却每见必收，如今在这里看到了他所编的这么一部大书，竟然寒斋未备，令我颇有些友邦惊诧之色，于是立即拍下了该书的书影。
回来后在网上搜之，却未见有该书出售，无意间又看到该书的出版社乃是中西书局，上海的黄曙辉先生有几次赠我之书似乎就是此书局所出，于是立即微信黄兄，问其是否知道这么一部书。他说听闻过，却并未搞到手，但黄兄颇为仗义的跟我说，他会帮我联系一套。过了一会儿，他把中西书局发行主管张艺先生的电话给我。去电张先生，我提出来希望购买一套该书，他却告诉我，这本书乃是七年前所发行，要到库里找一下是否有库存。能够得到这样的答复，可谓喜忧参半，也只能期待张艺能从库房中找出一套该书。
此事过了二十余天，我收到了一个大大的包裹，拆开视之，正是该书，这真令我喜出望外，于是立即微信黄曙辉和张艺，分别向他们表示我的感谢之意。
翻阅这本大书，序一乃是李弘祺所写，他的这篇序言可谓是对书院概念的界定，其首先讲述到书院兴起于唐末，他这种说法显然要考虑到孔子讲学的性质。孔子教授弟子当然属于私学，但在那个时代，孔子并没有建立起一所书院，来给弟子们传道授业解惑，看来书院这个概念还是要从唐末讲起。李弘祺在序中说：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机构，也是人类教育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一个制度。书院这个名词成为私人讲学的代表是朱熹建立起来的，但是用书院来称呼私人创办的学校则起自唐代。
关于学规一词的起源，李弘祺讲到了宋初的胡瑗，然而胡瑗在安定书院内虽然制定了一些规矩，但却并没有使用“学规”这个固定名词。最先使用这个名词者，则是此后的蔡京。这么重要的词由蔡京来首创，多少有点令人沮丧。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谈到蔡京制定的学规，对于学界的不良影响，但这个词却还是渐为人们所接受，而后的书院有不少都制定了学规，中西书局出版的这部三卷本的大书，正是古代学规的集成。
其实学规在古代有不同的称呼方式，邓洪波在本书的前言中有如下列举：学约、学则、学箴、规约、训规、训约、讲规、会规、揭示、开示、院规、堂训、堂规等等。关于学规的内容，同样也包罗万象，邓洪波对此进行了如下的归类：
一是确立办法、讲会之宗旨，宣示书院教育的方针，为诸生树立鹄的，为同仁确立目标，意期立志高远，养成正确的人生理想。二是规定进德立品、修身养性的程序和方法，既多理性之分析与规劝，更重日用伦常规范的建立，言者谆谆，无非是想为学者提供更多的至善达德的帮助。三是指示读书、治学的门径和方法，多为山长半生攀登书山、畅游学海经验的总结，言出肺腑，语凝心血，无论是正面的引导，还是反面的戒饬，皆得视作书院教育实践经验的理论结晶。
如此说来，这部《学规集成》，不仅仅是古代书院各种规矩的汇编，同样可以作为一部学术史的参考文献，尤其对于了解古代书院的藏书情况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石墨芳华――秦汉魏晋南北朝碑刻拓本集》
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古籍碑帖专业委员会编
本月初，借着出门办事的机会，前往邻近的西安地区做一次历史遗迹寻访，正赶上李欣宇先生在组织全国第六届纸制品博览会，因为他是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承其美意，他请弟子郭小爽到酒店来接我，而且一同前往现场参观这个展览。
这次的纸制品展览规模不小，涉及到了碑帖、钱币、粮票等多个门类，我在现场遇到了陈根远、陆三强等多位老师。陈先生是当地的碑帖专家，他向我一一讲解参展碑帖的特殊之处，我则注意到有不少的碑帖都是由陈先生所题端，可见他的眼力在当地颇受业界认可。
在参观的过程中，李欣宇送给了我一本《石墨芳华》，他谦称这么多年来搞了多场展览，此为第一次出版相应的图录。回来后翻阅此书，了解到许多当地碑帖界的信息。
本书前有陈根远写的序言《回家》，此序讲述了当地古籍碑帖委员会的来由：
自1996年6月开始筹备，到2001年12月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古籍碑帖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碑帖文化的发掘与弘扬。先后在西安群众艺术馆、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　民乐园文化街半耕书屋、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校史馆等地多次举办碑帖展览。近年更推出《石墨欣镌华――2016古代大展》以及《丰碑大碣――历代金石拓本全国巡回展》（2017年9月――2018年6月），在社会上获得广泛的赞誉。
原来这个委员会搞过如此多的展览。为什么在西安有着这么多喜好碑帖之人呢？当然西安碑林的影响力不用质疑。虽然其他地方也有碑林，然无论其影响力仙之雇佣军，还是藏品的质量，其他地方都不能与西安碑林相并提，而陈根远先生正是西安碑林的资深研究员。更为难得者，他个人也有藏碑帖之好，将爱好与事业合二为一，其幸福程度应该超过了老鼠在米缸里。然而陈根远的这篇序言，却把这段历史一下追述到了西汉的纸张。
纸张是先民贡献给全人类的四大发明之一。1957年陕西西安灞桥出土西汉麻纸，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18年。1978年在陕西扶风中延村出土了西汉宣帝时期（公元前73－49年）的三张麻纸。古都长安无疑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张的地区。经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到唐朝，先民已经开始利用竹子为原料制成的竹纸，这标志着造纸技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竹子的纤维硬、脆、易断，技术处理比较困难，用竹子造纸的成功，表明中国古代的造纸技术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唐时，在造纸过程中加矾、加胶、涂粉、洒金、染色等加工技术相继问世，为生产各种各样的工艺用纸奠定了技术基础。
想来这种追述也有其道理在，因为没有纸，也就没有碑帖。但纸张造来并不是仅仅为了制作碑帖，于是陈根远在序中谦虚了这样一句：“在所有纸制收藏品中，碑帖与古籍、书画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三大门类。”
但谦虚完毕后，他还是点出了碑帖的独特价值马德里王宫，想来这才是他此序的文眼所在。
此图录的第二篇序言出自李欣宇之手，他的序言称得上是引经据典，此序的追述比陈根远更早，他跨过了西汉，直到商周。显然那个时代不存在刻石，既然如此，那也不存在碑帖拓本，故他在文章中引用了叶昌炽在《语石》中说的这段话:“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当自汉以后始”。如果从广义来论，叶的这句话有些绝对，毕竟秦始皇时代的泰山刻石到如今不仅仅有拓本在，而残石也同样有留存。但是，后世藏碑帖者，依旧关注汉魏碑，站在这个角度而言，叶昌炽说的也不算错。
关于碑帖拓本的最初用途，李欣宇在序中作了这样的简述：
碑帖拓本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临习书法的范本，更是人们传播文化的一种媒介。碑拓研究是集艺术、史料、文献、工艺以及目录学于一身的金石之学，最早系统地研究著作产生于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皆可谓碑拓研究之先驱。自宋以来，碑帖之学日渐兴盛上，代不乏人。特别是清代乾嘉时期，碑帖研究与金石目录学研究达到了顶峰。近现代，碑帖研究、鉴赏与收藏更是成为一门学科，引起广泛的关注。
清代的考据学派其中一大分枝为金石学，而西安乃是国内有名的碑帖大省，他们能举办这样的展览，并且能制作出相应的图录，已然走在了其他省份的前列，真期待着他们这样的展览能够长期的办下去，印出更多的图录，以此如雁过留痕般的，留下一些相应的史料。




《江苏艺术家与早期中国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李斌著
本月初，我再次前往常熟继续寻访之旅，得到了藏书史研究专家曹培根先生的大力帮助。在寻访之余，曹先生赠给我两本书，他说都是他的东床李斌先生所著。返回后仔细阅读该书，让我得到了许多未曾了解到的知识。
我的幼年不仅是书荒的年代，同样也是电影荒的年代，因为一年下来也看不到几场电影，而那时的孩子，除了疯打、疯玩，也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故每一场电影的放映，都像一个盛大的节日，如果能提前得到消息，连续多少天都是企盼，其实不过就是一场黑白的露天电影。而那时的放映大多因陋就简，仅是在操场上立两根木桩，扯上一块白布，历史上的那些人物就能出现在白布之上。因为观影者太多，有时只能坐到屏幕的背面去观看，虽然打出的字幕全是反字，但也聊胜于无。那个时代，应该有不少的孩子都像我一样，有着小小的愿望：如果有一天，能够想什么时候看电影就能看到，这才叫实现了共产主义。
如辛弃疾所言，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真正电影院遍天下之时，自己已经毫无兴趣，或者说没有耐心坐下来看电影了。站这个角度而言，可怜的我辈两头不占：真正的历史经典片没有看过几部，当今火热的大片也未曾观览过。李斌的这本专著专门研究早期电影，这对我来说，多少有些过屠门而大嚼之感。
朱栋霖在该书的序言中讲到了中国本土电影的滥觞：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初创之时，中国电影界的有识之士不满足于仅仅放映好莱坞影片，开始摸索拍摄中国自己的故事片电影。在这一阶段上海的各家影戏公司拍摄了几百部故事片，成为中国本土电影的滥觞，而这批中国早期电影编导主体，乃是来自苏州的所谓“鸳鸯蝴蝶派”文人群体。
而后该序引用了程季华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的统计，从1921年到1931年间，各影片公司拍摄了共约650多部故事片，其中绝大多数都与鸳鸯蝴蝶派文人相关。仅十年的时间，就发行了这么多电影，而我却连其中的百分之一都没看过，想想自己语言的贫乏，也许跟这电影荒也有直接的关系。对于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李斌在该书的绪论中写道：“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拍摄了由谭鑫培出演的《定军山》片段，中国电影文化产业自此拉开了帷幕。”这个常识可能是世人皆知，然我却是第一次读到，要我以如此贫乏的知识体系来评价这样一部专著，想来都觉得底气不足。而李斌在书中列举出的抗战胜利后的名片，我仅看过其中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电影已然是那个时代的性启蒙。
阅读李斌的这部专著，让我了解到江苏艺术家很早就参与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创作与拍摄，此书的第一章是从1927年上海特别市的设立讲起，在成为特别市之前，上海乃是江苏省下辖的一个城市，由于其迅速发展，该市从江苏省独立出来，成为了特别市，直属中央政府管辖，这应当就是直辖市的前身。三年之后，上海特别市又改称上海市，从此成为了亚洲最有名的城市。
因为上海市的崛起，使得很多文人都聚焦到此地，除了有钱的世家，前来上海的文人有不少都是通过获取稿费来生活，李斌在文中写道：
1911年前，全国共出版中文报刊1753种，其中460种在上海出版。在促进报刊媒介发展的诸多动力中，稿费制度是重要的支柱。从清末到民国，上海图书市场已逐渐形成了一个通用的稿费标准，为每千字2元到4元，小书坊甚至收每千字5角至1元的书稿，这促进了以大众媒介为平台的文化市场的发育成长。进入上海的江苏艺术家们得益于这种稿酬制度。
文人通过稿酬来生活，其实古已有之章丽厚，李斌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然他却称：
中国古代是没有职业作家的，虽然汉代蔡邕为人撰写碑志，“得万金计”，唐宋以后也有“润笔”之说，但这种依靠写作的收入来源并不稳定，也非每个作家皆可效仿。直到清末民初和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两次大规模转向出版业的风潮，许多人以写作、翻译为生，才促成了作家的职业化。
正是现代化的稿酬制度，培养出了一批职业作家，这些作家所创作的小说，有不少都变成了电影，这样的良性循环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达。而这些职业写手中，有不少都是江苏藉人士，对于这些人，李斌在其专著中特意点出了范烟桥。
我对范烟桥略有了解，因为二十年前我就在苏州找到了他的故居，当时对他的寻访并非是因为他在电影业的贡献，这源于我无意中收到了他的手稿。而今读到这本书方了解到，范烟桥对中国早期电影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他在谈到自己的电影作品时十分满意：“任金星影业公司文书，为国华影业公司编电影《西厢记》《秦淮世家》《三笑》，卖座其盛，各连映逾月弗衰。而尤以女演员周璇所歌《西厢记》插曲《拷红》《月圆花好》流行特广。”
除此之外，范烟桥在1944年还改编了《红楼梦》，此片由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拍摄，片中的林黛玉由周璇扮演。李斌还谈到范烟桥除了编剧，还擅长写弹词，他在1923年8月2日的《申报》上刊登了一首他所写的《知了歌》，我节选本歌的一小段如下：
知了知子，菩萨走掉，
罗汉失色，耶稣气恼，
为些什么，热中最高。
知了知了，大头爱钞，
包办不成，鸿飞杳杳，
为些什么，卫生面包。
知了知了，残阁将倒，
支撑补苴，人才何少。
为些什么，困难外交。
仅听篇名，我以为他的《知了歌》是模仿《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读完才发觉两者完全没有关联性。范烟桥的《知了歌》可谓是对那个时代各种恶习的讽刺，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文学功底，李斌把他视之为“歌唱片的推动者之一”。这本书让我获得了这么多的新知识，这正是我应当感谢曹老师的地方。



《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1919-1930）》，李斌著
此为李斌先生的另一部专著。虽然说，研究鸳鸯蝴蝶派的文章不在少数，然而李斌的视角却颇为独特，因为他专谈早期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这本专著中首先给该派下了这样的定义：
鸳鸯蝴蝶派是中国近现代以描摹中国近现代初兴的市民社会为主要对象的重要通俗小说流派，汤哲声认为他们多是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而活动于开埠以后的上海的苏州人，如包天笑、周瘦鹃、徐枕亚等人。
李斌在《绪论》中探讨了鸳鸯蝴蝶派存在的时间。关于该派的发端，历史文献有着不同的说法，而哪些人属于该派也同样难以达到共识，李斌的观点颇为开放，他认为该派的活动地点虽然很多，但主要是以上海为阵地；关于该派的起始时间，他认为不应当局限于清末民初。这样的开放心态，能够从整体上看到这一派的萌起、兴盛，以及到1949时的戛然而止。
对于鸳鸯蝴蝶派的研究和评价，同样褒贬共存。上世纪80年代，学界对它的评价不高，当时的主流观念认为该派是一种消遣主义，在艺术手法上呈现出虚伪做作的姿态，这种写作方式对读者起到了迷惑和麻醉的作用。而到上世纪90年代，渐渐有了对该派的赞同之声，但那个时段，褒与贬依然是三七开，至少有七成学者仍然对该派持批评态度。到了90年代中后期，对该派的评价态度由否定渐渐转为了基本肯定，认为鸳鸯蝴蝶派是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通俗文艺流派，而李斌在文中有这样的叙述，这可使读者能够清晰的认识到，不同的时代对同一个问题，所持的不同观念。
关于鸳鸯蝴蝶派所处的社会阶层，根据阳翼在《中国消费阶层：基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分析》一文中的观念，社会分为精英阶层、新富阶层、中产阶层、知识阶层和草根阶层，李斌在本专著中把鸳鸯蝴蝶派划为知识阶层，他称该派中的人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同时收入也较高，所以这些人能够进入在当时比较昂贵的文化创意产业消费。其所说的文化创意产业主要是指当时新兴起的电影业，因为很多文化名人都迷上了电影这种艺术，除了像包天笑、周瘦鹃这样的名人外，其实很多民众也参与其中，该文中举出了《空谷兰》在苏州播映时的情况。
《空谷兰》当时的票价一般是三、四角钱，这个价格看上去不贵，但李斌引用了素素在《前世今生》中的所言：“买一只烧鸡不过两角钱，买一筐鸡蛋只要一块钱。”一场电影的票价等于一只半烧鸡，这样对比起来，票价也确实不便宜。
这些鸳鸯蝴蝶派中的人员靠什么来支撑高消费呢？按照书中的统计，不少的人每周都看多部影片，周瘦鹃有时一天就看几部，这样的疑问正是李斌专著分析的内容。他谈到了该派人物在小说上的拓展，一是将小说改变为连环画，二是将小说改为电影剧本，三是给小说等出版物来做宣传广告，四是利用其他媒体来扩大影响，而这样的广告延伸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其中之一就是延伸到了烟画上。
不少烟画干脆以鸳鸯蝴蝶派小说、电影为蓝本。如英美烟草公司就利用《七剑十三侠》创作了一套共为百枚的烟画，“整体效果犹如电影中的推、拉等分镜脚本般”，堪称烟画广告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烟画对于今人来说已是陌生名词，我在几十年前，因为无意间得到了一批烟画，深入的了解下去，才知道这种新颖的小纸片是民国年间销售香烟的一种手段，有些品牌的香烟每包里面都有一张烟画。这些烟画的图案十分丰富，比如有《水浒》中的一百单八将，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消费者买108盒烟就能凑齐梁山好汉的天罡地煞，因为很多情况下，所得烟画重复者占多，据说集齐完整一套《水浒》人物的烟画就能到烟草公司兑换一辆英国三枪牌自行车，要知道，当年这样一辆自行车价格奇昂，当然了，买的永远不如卖的精，因为几百盒烟的价值远远比不了一部自行车，若能够凑成整套者寥寥，据传闻，其中有几张烟画，生产量极小，即便你买几千盒香烟，也找不到所缺的那几枚。
这些烟画的内容居然还有以鸳鸯蝴蝶派小说为蓝本，这是我未曾注意到的情况，有这样的结合，也足见该派人员商业头脑是何等之活络。但话说回来，这些小说家如果单靠这些创意产业，恐怕收入有限，故而他们的主要所得依然是稿酬，李斌也明称：“稿酬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而后他举出了如下的例子：
包天笑的《三千里寻亲记》《铁世界》获上海文明书局稿酬一百元。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拿到了世界书局的八千元稿酬。反过来，稿酬也促进了小说创作。在稿酬的刺激下，许多作家极为丰产，李定夷创作不足10年，创作长篇小说等近50种，李函秋15年间写成的长篇小说则多达33部。徐卓呆依靠小说收入在上海买了房子，“做小说而借以起家造屋得”，房前还有一小片“隙地”，种不少花草、蔬菜。
靠稿酬就能在上海买带花园的房子，可见这些人当年收入是何等之高。但有些小说家也有着自己的见识，该书中举出了小说家包天笑在取名问题上跟世界书局老板沈知方之间的争执，沈老板当然以畅销为第一着眼点，所以他将书名定为《小说大观》，但包天笑认为“大观”这个词被人用滥了，他希望能够取雅驯的名称，郑逸梅在《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中谈到了这个掌故：
《小说大观》是一种季刊，一年出四期。小说杂志的有季刊，此为创始，后来遂有《文学季刊》之类。为这“小说大观”四字，我颇与沈芝芳（文明书局的主持者）争执一下。我主张用“今小说”三字，否则老老实实用“小说季刊”四字。因为那时候，坊间所出的书，都是用“大观”两字，使人一望而知是洋洋乎大观哉。因此编许多法律书的，便称之为“法学大观”；搜集许多笔记而汇刊成编的，称之为“笔记大观”，更有所谓《清朝野史大观》，甚而至于还有《书画大观》《魔术大观》等等，“大观”两字，早已用得滥。然而他们书贾，是注意生意眼的，用“大观”两字，足以表示内容丰富。
本书有趣之处，还说到了周瘦鹃在给自己小说起名字时的用心，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夫子自道，可见文人在书名上动了许多脑筋，既需要迎合市场，还要有个人的主见万华禾香板，如何能调合两者之间的矛盾，那就请读李斌在这本书中的分析吧。








《铁琴铜剑楼题咏》，常熟图书馆整理，顾国强主编
本月初我再次来到了常熟，本程的寻访目的之一，是要去探看铁琴铜剑楼主人瞿启甲的墓，出发之前我先跟当地文史专家曹培根取得了联系，曹先生说他也未曾亲睹此墓，但会帮着联系熟识情况之人。
到达常熟后，我首先见到了翁同龢纪念馆馆长王忠良先生，然后在王馆长的带领下，与曹老师共同前往古里镇，到达此镇后，首先前往该镇文化站，在那里见到了该站原站长钱惠良先生，在钱先生的带领下，我们在一片田地中看到了瞿启甲之墓。
祭奠完毕后返回古里镇，在镇政府见到了人大副主席钱英杰先生，而后在钱先生的带领下，一同前往铁琴铜剑楼，陪同前往者有古里镇现任文化站站长王宇先生。此楼我已来过多次，每次进入这座伟大的书楼，我都会心生敬意，这不仅是因为铁琴铜剑楼是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更多者则是瞿家人历尽千辛万苦保护藏书的故事。
王宇站长对铁琴铜剑楼的故事颇为熟悉，他向我讲述着一些我以前未曾听闻过的细节，而后我们聊到了《虹月归来图》，此图描绘的内容乃是该楼第三代主人瞿秉清、瞿秉渊兄弟千里护书的故事。太平天国期间，瞿氏兄弟用船载着铁琴铜剑楼的珍本，东躲西藏，同治平年，太平军退出常熟后，他们将这些珍籍又运了回来，而后请无锡画家吴浚绘出了该图，以此来纪念这次著名的护书经历。
瞿氏得到这幅图后，请了一系列名家题写跋语，来歌颂这件事，由此而让《虹月归来图》成为了书界的名物。正是因为聊到了此图，王宇站长立即请工作人员拿来了一册线装书，内容正是《虹月归来图》以及影印的图后题咏。得此书令我大为喜欢。
回来后仔细翻阅，由此得知，该书前半部分影印了名人的跋语，后半部分并非这些跋语的原内容，由编辑说明可知，本书所排印的内容主要是采自孙雄所编辑的《菰里瞿氏四世画卷题词》，这些题词正是铁琴铜剑楼第四代楼主瞿启甲在北京参加议政会议时，请乡人孙雄编辑并出版的，这部分内容为不同的人所作歌咏铁琴铜剑楼的诗作。翻看这些诗作，有不少都是出自著名的藏书家，而常熟藏书家徐兆祎所作诗篇，基本是回溯了常熟的藏书史，我将此诗摘引如下：
海虞藏书甲江左，百宋千元真琐琐。
绛云余烬犹骇人，敏求一记巧传写。
同时更有小毛公，家钱雕印走寰中。
艺苑风流谁继述，爱日稽瑞峙两雄。
百年几历尘沙劫，古里琅函守门业。
士礼甲本恣网罗，艺芸精椠勤收拾。
辛峰掩翠绕林居，键户丹黄校鲁鱼。
烧烛自编题跋记，裁笺暝写检书图。
桑海庚辛骇东覆，书城无恙龙牙轴。
虹月沧江归去来，传家琴剑犹藏椟。
赤水余珍偶见遗，神光离合矜灵奇。
玉函什袭有归日，联珠羽化无还期。
而今这座著名的书楼得以修复，二楼依然保留着原来的地板，承蒙王宇站长美意，让我登上楼中，并且小心地告诉我，哪一块楼板不能踏上，因为已经有不少楼板腐朽严重。我踏在这典籍的宝藏之地，只能用脑海来想像出当年的壮观，真心盼望着这座空空如也的书楼，能够有一天重新得到填充，虽然原书回原楼难以实现，但如果将该书楼原藏之本以影印的方式，归入楼中，也同样能让人再睹辉煌。








《广东崇正五周年庆图录》
20余年来，我得到的艺术品拍卖公司所出图录，若堆在一起，恐怕几间屋子都盛不下，而我在此第一次点评一家成立并不久的拍卖公司图录，显然有其特殊性。这本图录在制作上完全不像商业画册，大大的一函，里面分册也颇具文艺范，此函内附有该公司总经理许习文先生所写的通函，印在金地卡片上，而今日恰巧我写到了唐代北宗创始人李思训的故事，这位大李将军正是金地山水画法的开创者。
许总的这封通函当然是感谢五年来客户对他们的支持，同时也谈到了这几年他们公司所获得的荣誉，而本书内附有一册小32开本的骑马订装，此册一一介绍了五年来该公司所取得的成绩，后半部分则介绍了近几年来该公司所办的讲堂，并分别介绍了讲座人及其所讲内容。我看到在此举办讲座最多者，乃是香港收藏家许礼平先生，我感兴趣的内容则是去年年底陈垣先生之孙陈智超先生所讲的《从陈援庵的生平看他的手迹》。我曾有幸到陈智超先生家去欣赏了陈垣先生的旧藏，印象最深刻者，乃是陈垣先生所批的《二十四史》，虽然陈垣仅是批校了他感兴趣的一些正史，但看到书中那些密密麻麻的批语，我只能感叹那个时代的学者所下的苦功。而陈智超能够到崇正公司讲述他祖父的生平，不知道会不会讲述到陈垣先生在治学方面所下的苦功。
其实，崇正公司的这一大函图录，并非是拍前用品，因为书内所收的图案均为该公司五年来所拍出的精品，而我最感兴趣的一册，其将图册命名为《虫鱼之学》。以我的猜测，这个极漂亮的名称应当是本自龚定庵的诗句：“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龚自珍是段玉裁的外孙，小学功底极其扎实，而小学属于古文经学的基础，可是当龚自珍遇到今文经学大家刘逢禄时，瞬间就转舵了，而后就写出了这样的诗句。
其实，对于龚的这个举措用不着做过多的解读，有时某一刻的感悟仅是一时的心态，若将其固定化，恐怕并不能符合问题的实质，但无论怎样，虫鱼之学作为小学的代称，还是令我心生欢喜。翻看这册图录，其首页对书名作出了释义，而后称语出韩愈之诗句“《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以及陆游的“旧学虫鱼笺《尔雅》，晚知稼穑讲《豳风”。但韩愈的那句读来令人心生不喜，否则的话，此书拍品的买者岂不都成了“非磊落人”？当然本图录会对这段话作出他们的解释：
本处指称那些把考据订正当作人生乐趣的藏家及文物爱好者，他们学识渊博，对古老的中华文明孜孜以求，善于抽丝剥茧、追根溯源，是文物“大侦探”，也是文物“守护人”和创作者。
翻看这本图册，排在前面的是《汉莱子侯刻石拓片》，有着一系列名人的长跋，故成交价高达2070万元。接下来的那卷《雷锋塔陀罗尼经》残卷以759万元成交，确是不错的成绩。市面所见《陀罗尼经》大多是民国翻刻之品，原件偶然能够出现在拍场之中，而崇正的这一件，后面有着多位名人长跋，也是其能卖得高价的原因之一吧。
本册图录中还有不少令人心羡之品，在此无法一一述及，仅由此可窥崇正拍卖公司虽然起步较晚，但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却渐渐有声有色，能够拿到不少的艺术精品叶慧娴。
我与崇正公司的结缘乃是因为戴新伟先生，戴先生原本是《南方都市报》书评周刊的负责人，在那个阶段我有一系列文章于此报连载，而我第一次与之见面则是在广州著名文史专家王贵忱先生府上，他的年轻朝气超乎我的想像，而后他高就于崇正拍卖公司负责相应的出版。但他所负责的出版项目并非是这些图录，因为该公司出版了一系列跟艺术品有关的书籍，而这些年来，我也时常得到戴先生的馈赠，如今看到这一大套精美的图录，我问戴先生是否出自他的手笔，他谦称并非如此，然而这并不影响我对图录的喜爱之情。




“茶道”监制茶
月初跟随绿茶先生前往李辉的书房进行探访，茶歇之余，他拿出两个小绒布包，分别送给我和李辉，他称这是跟朋友共同制作的茶，打开布包视之，原本是盈盈一握的一个小金属盒，盒盖是以镙扣的形式旋开，里面用密实袋装着大约一泡茶。
以我的俗眼看上去，此茶的奇妙处更多在包装上，这个厚实的金属小罐上，贴着一张不规则的纸，此纸左右两侧印着头像，这两个头像不是照片，显然是碳素笔画得剪影，左边的头像看得出画的是绿茶，右的那位我看着面熟，一时想不起如何称呼，绿茶告诉我这是苏州的王道先生。
大约一年多前，经过绿茶先生的安排，我在苏州搞了一场新书分享会，同时也借机去寻找自己需要的历史遗迹。某天中午，马骥先生给我接见，同时又招呼来了一些爱书人广宗贴吧，当天绿茶也有活动，他跟着自己的朋友去寻访独立书店，承马骥先生美意，他给绿茶打电话，邀他与朋友一起来参加聚会，而后绿茶打车赶来，同来的年轻人就是王道先生。
经过绿茶的介绍，我方了解到王道近期在研究张充和，他所写的《一生充和》颇为畅销，可能是因为不熟识的原因，王道有些沉默寡言，饭局结束后，他二人勿勿离去，继续着绿茶所喜爱的独立书店之旅。
虽然我知道绿茶跟王道是不错的朋友，但他们两人还共同制作茶叶，我却未能料想得到，这毕竟是较大的跨界，我很怀疑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而绿茶则向我讲述了其中的缘由。
此前不久的一个时段，绿茶和王道到青岛参加一个活动，某天他们在游览时，他们无意间看到某个店的招牌写着“茶道”二字，绿茶灵光一闪，觉得这两个字是自己和王道两人名字的结合，于是立即走入此店内观看，一转身他们才发现，原来此店的名字叫“茶之道”，刚才观看时，因为有树枝把“之”字遮挡住了，所以才有了这样的戏剧效果。
但这件事成为了两人的话题，绿茶提议，既然有这样美丽的误会，这说明应有天意在，于是他们经过一番商量，不如顺应天意，真的做出一款特殊的茶来。绿茶属于行动派，很快经过一番联络，把这件事付诸实施，而后在设计上请王道的夫人把关。绿茶告诉我，王道夫人杜杨在绘画方面颇为在行，于是画出了茶和道两人的剪影，而后印在了茶叶罐的茶标上。
近两年社会流行文创，而文创究竟是怎样的概念，我并没有搞清楚它的外延与内涵，以我的理解，这样精美的茶叶，就应当是别致的文创产品。近些年来，我每年为贺卡的设计绞尽脑汁，虽然我的贺卡受到了朋友们的谬赞，但贺卡毕竟是只能看不能用，而绿茶与王道搞出的文创，能够在人赏心悦目之时，还能满足口腹之欲，显然他们的文创比我的所作增添了许多实用功能，而这种作法给我以启迪：贺卡除了能看，是否还能将它变得能吃能喝呢？这件事值得我细细地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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