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18年09月师友赠书录（上）-芷蘭齋








《故宫藏四王绘画全集》1－10卷，故宫博物院编
此套大书为故宫博物院王亚民院长所赠，该书包装精良金复新，分装两大箱，回来后拆视，方知此书总计制作了1200部，全部编号发行，每套书附有收藏证书，而我之所得为第八号，由此而让我感念王院长的厚爱。
该书前有王亚民院长所写《前言》，此文第一段以凝练的语言概括了清初四王在中国艺术史上得到的毁誉：
清初，“四王”横空出世而一统有清近三百年艺林画坛，他们在世时，享尽无比尊崇；待皇朝没落，他们又遭遇了激烈的诋毁与批判，甚至与封建王朝直接画上了等号。评价的两个极端都在“四王”身上出现，这无疑是中国美术史上最具有争议的话题。　
对于四王的情况，《前言》中又有如下点睛之笔：
王时敏，直接受教于董其昌，得董氏“南宗”山水画衣钵，开创“娄东派”；王鉴，在“南宗”的实践道路上更加精进；王翚，摹古功力深厚，溶“南北宗”为一炉，开启“虞山派”；王原祁，王时敏之孙，以“不生不熟”之笔墨立身正统派中坚。
关于四王，正如王院长所谈到的毁与誉，清初山水画坛，论势力而言，任何一个画派无法与四王相抗衡，而那时著名的娄东派与虞山派，也同属四王麾下。故四王绘画精品在清代的某个时段，画价直追元四家和明四家。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聊到过这件事：
近来厂肆之习，凡物之时愈近者，直愈昂。如“四王吴恽”之画，每幅直皆三五百金，卷册有至千金者。古人惟“元季四家”尚有此直，若明之文、沈、仇、唐，每帧数十金，卷册百余金。宋之马、夏视此，董巨稍昂，亦仅视“四王”而已。
清代大藏书家叶德辉也对画价也有一定的了解，他认为在清代中后期，四王吴恽的画价超过了宋元，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跟乾嘉时期毕沅等人“专求唐宋元人名迹古画”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早期真画存世量有限，但是市场需求旺盛，故伪造古画行为迅速蔓延，以至于很多藏家不敢再收藏唐宋元画，转而追捧四王吴恽。叶氏在《观画百咏》中写道：“道咸迄同光，士大夫鉴于以上弊端，乃屏斥宋元，断自明中叶以下，迄于乾嘉，独四王吴恽六家二百年间如江河万古，一幅之值乃十倍宋元。”
一幅四王之画，其价格竟然高于宋元画的十倍以上，这显然不是正常现象，这种状况引起了一些大收藏家的侧目。晚清民国间北京鉴藏家李芝陔在《海王村所见书画录》中的《黄公望秋山无尽图》的按语中揶揄到：“明时书画，索值尚廉，故收藏家多。今三王吴恽精品卷册巨迹，有至千金者。穷措大何与多钱贾争胜耶？”
四王的画为什么会受到如此高的追捧，除了叶德辉所言的原因外，也跟当时的世风有一定关系。四王及其传派从康熙朝开始就成为清代画坛中的主流，因为皇室的推崇，使得四王画派的画风被目之为正统派，而皇室的提倡在社会上有着重要影响。徐珂的《清稗类钞》中有如下记载：
乾隆时，傅文忠公恒以椒房贵宠，盛极一时。会大小金川告平，高宗亲为赐寿，朝野上下争相馈问。文忠不欲耗海内财力，乃告左右曰：“凡以四王吴恽书画馈我者受之，他则否。殷祝平”时去四王吴恽之世仅百数十年，尚不甚宝贵也。斯语一出，而四王吴恽为之一空东升伟业。
傅恒乃是高宗孝纯皇后之弟，乾隆皇帝的小舅子，弟以姐贵，傅恒成为了朝中红人，而他本人又是骁勇的战将，曾指挥大小金川之役，又曾力主攻打伊犁，平息准噶尔叛乱。乾隆三十三年，率军分三路入缅甸作战，可谓立下赫赫战功。这样一位朝中红人，给其送礼者之众可谓排山倒海，然而他却跟身边的人说普洱学院，只接受四王吴恽的画作，其他的礼一律不收，此语一出，书画市场上这六人的画作瞬间没有了踪影。
当然这些都是小说家言，红极一时的傅恒不可能只喜这几位画家的作品，但既然有这样的故事流传，亦足可说明四王画作在书画市场上的重大号召力。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辗转到了西方，参观了一些博物馆，由此而对西洋画法的技巧有了浓厚兴趣，由此而开始质疑中国文人画的谫陋。其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称：
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岂止衰弊，至今郡邑无闻画人者。其遗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笔数笔，味同嚼蜡，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竞胜哉？盖即“四王”、“二石”，稍存元人逸笔，已非唐、宋正宗，比之宋人，已同郐下，无非无议矣。
康氏所言虽然谈的是四王末流的拙劣临画，但他认为中国画的衰落就是从四王开始。当时的大画家徐悲鸿因为曾拜康有为为师，有可能其绘画观念也受到了康氏的影响，故徐悲鸿也撰文谈及中国文人画的弊端，而后吕澂先生给刚刚创建的《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写了封信，陈独秀看到此信后大感高兴，又为此写了篇《美术革命——答吕澂》发表在《新青年》上：
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这是什么理由呢？譬如文学家必用写实主义，才能够采古人的技术发挥自己的天才，做自己的文章，不是抄古人的文章。画家也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才，做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窠臼。中国画在南北宋及元初时代，那描摹刻画人物禽兽楼台花木的工夫还有点和写实主义相近。自从学士派鄙薄院画，专重写意，不尚肖物；这种风气，一倡于元末的倪、黄，再倡于明代的文、沈，到了清朝的三王更是变本加厉；人家说王石谷的画是中国画的集大成，我说王石谷的画是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的总结束。
陈独秀直接把四王称之为中国恶画的集大成者，这样的贬斥可谓无过其极，而在他之前，沈曾植在《海日楼题跋》中也曾说过：“乾嘉之际，画学极衰。南沿石谷，北仿麓台，神明都尽。”但所有人的批判都不如陈独秀来得猛烈。那么又如何解释世人对于四王画作的追捧呢？陈独秀在该文中又说道：“谭叫天的京腔、王石谷的山水，是北京城里人的两大迷信。”但如此高的市场追捧，单纯以“迷信”二字可以蔽之吗？
四王受到后世诟病的原因乃是他们的摹古，而摹古则等同于保守，即没有创新。四王画派受董其昌影响较深，而董强调继承传统，把师古称之为学习绘画的要点，这正是“五四”以来文艺界猛烈抨击四王的地方。但中国绘画体系与西方不同，其自有独特的语言系统，摹古则是表达继承的语言方式，没有扎实的继承之功，只言创新显然是无根之水，故清初四僧之一的石涛曾经在《渴笔人物山水图》上题写道：“画家不能高古，病在举笔只求花样。然此花样从摩诘打到至今，字经三定，乌焉成马，冤哉。”
石涛乃革新画派，他的理念与四王不同，但在师古方面却有着同样的认定，更何况四王的绘画水准确实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高峰之一。例如现代山水画大师黄宾虹在其《古画微》中评价王时敏和王鉴时说道：
特圆照（王鉴）所画，运笔之锋较烟客（王时敏）实，烟客运笔在着力与不着力之间，凭虚取神，苍韵之中，更能绕秀。圆照总多笔锋靠实，临摹神似，或留迹象，然皆古意盎然，为画品上乘无疑也。
而王翚、王原祁也各有其创造力在，因此说，四王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特殊地位，他们对清代画风起到了重大影响，这正如王阳明的心学，他的思想解放了许多人所遭受的传统桎棝，其居功厥伟，只是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流于逃禅，败坏了心学的名声，而“五四”新文化时期，像陈独秀这类的思想家为了打破封建传统对人们思想的禁固，由此而对传统进行猛烈的抨击，这种作法与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反对王学末流，颇具可比性。故由此推开去，四王在中国绘画史上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不能因后世末流之弊而被抹杀，而故宫博物院能够举办四王画展，同时出版这套如此有份量的四王画集，这些都说明了举办者和出版者有着尊重客观历史的态度。翻阅这部大书，能够让读者看到精彩而全面的四王，更具价值的是，该部全集内所收四王画作中，有近三百件为首次面世，这对于四王画作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而这也正是我感念王院长赐赠这部大书之处。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瑞典）喜龙仁著，林稚晖译
该书由青马（天津）文化有限公司出品，而林妮娜为该公司的负责人，其知我有访古之好，故有此书之赠。
喜龙仁是瑞典汉学家，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间，曾多次到访中国，1921年，他获得特许进入紫禁城，并在皇室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颐和园、中南海、北海，拍了大量的照片。喜龙仁在来华的过程中，同时也拍了许多北京城门和城墙的照片，这些照片收录在本书中。到如今北京的城墙除了一小段留存外，绝大多数已荡然无存。翻看这些照片，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而我曾居住在西直门旁有年，那座著名的城楼早已变成了开车族痛恨地著名立交桥，我每次行车经此，脑海中都会勾勒出昔日那壮观的西直门。
喜龙仁为什么要拍照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他在序言中有如下交待：
这本书起意于北京城门的美，是它们作为这座中国都城景观的标志和象征，对古老的建筑、青翠的树木和颓败的城池的美妙衬托，以及在建筑上的装饰价值，促成了本书的撰写。无论从历史还是地理意义上来看，这些城门至今仍可被视为北京的地标。它们与毗连的城墙一起见证了这座非凡都市的大半部历史，与周围环绕的街道、错落的景物相互映衬，形成一道道独具一格而又瑰丽动人的风景。
看来喜龙仁对北京的城门有着别样的钟情，他看出城门特殊的美，而他的序言中又提及：“前几年主持前门改建工程的建筑师罗斯凯格尔先生（Gurt Rothkegel）慷慨提供了前门箭楼的测绘图和前门的平面图。”原来，伟大的前门乃是外国建筑师所改造，这是我此前未曾留意过的。而喜龙仁在本书的第一章讲述的是中国北方城市的城墙，他的讲述方式是从长城谈起，他认为“长城最充分而持久的反应了中国对围墙建筑根深蒂固的依赖”。这是很有意思的联想，而中国人引以为傲的长城，英文的译法也确实是一堵大墙，由这堵大墙联想到中国人概念中的城池，而城池就是由城墙作为单位所构成者。可见城墙对中国的城市有多么的重要：
在中国北方，没有一座城市没有城墙。“城市”和“城墙”两个词用到“城”字，就真实说明了这种情况。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子一样，是不可相象的。
作者在第一章中又讲述了城池的格局，他谈到了牌楼，谈到了钟楼和鼓楼，除此之外，有些古城内还能看到宝塔，他居然注意到寺院中的佛塔在中国的南北方，处在城区的不同位置：“寺塔在中国北方的城市，很少像在杭州和苏州等南方城市那样耸峙在市中心，那会像是异邦宗教建筑一样让人觉得奇怪。”从这句话可以体味出喜龙仁对中国事物的喜爱，因为他觉得，佛寺中的宝塔要比天主教堂从外观看上去更无违和感：“尽管如此，相比于天主教堂和它的钟楼，寺塔还是能和谐地融入周围的自然环境和古朴的氛围中，不像冷峻肃穆的教堂混在低矮的古建筑群和塌毁的墙垣中显得那么突兀。”
本书的第二章则讲述北京城的历史变迁，他将该城的历史追述到了舜帝时期，而其在括号中注明，这个时期约在公元前2400年。北京城有如此悠久的历史，而我以往却未曾留意过，不知作者此论的依据。此后他又谈到了秦始皇军队对这座城市的摧毁，北京城由“蓟”改为了“燕”，三国时又改称幽州，公元935年契丹入侵，幽州又成为了辽朝的南京，之后又改称燕京，这个名称到今天依然为人所熟识。
在这些变迁的过程中，北京城的面积并非像摊大饼那样一圈圈的扩大，而其方位也有着不同的变化。到了元代，北京城扩建为元大都，当时此城建造得十分壮丽，而元大都的情形记录于马克·波罗的游记中，对于北京城的面积，游记中写道：“此城之广袤，说如下方：周围有二十四哩，其形正方，由是每方各有六哩。”然而，喜龙仁经过推算，他发现马克波罗的所言有夸大之嫌：
马可·波罗故乡意大利的计量单位，1哩相当于2.77里，由此可以算出，全城长度超过66里，这明显与事实不符。此外还要提醒的是，城市的平面并非正方形，而是北部呈抹角的长方形。被元大都的雄奇壮丽而折服的马可·波罗，极尽所能地描绘着他的所见所闻。他的描述总体而言有所夸大。
如此的仔细推算，可以看出喜龙仁在行文中有着学者的谨严。他认为元大都的城墙全长实际应该不超过50里，如此说来，马克波罗的66里似乎夸大得并不多。
喜龙仁对北京的城墙一一作了测量，并且给每一座城门楼画出了立体剖面图，还对每一图作了文字说明，例如我所关心的西直门，喜龙仁在文中写道：
西直门是西城墙的北门，很多地方与平则门很像，不过它的瓮城较大，而且几乎呈直角。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那么气势磅礴。沿着通往城门的宽阔街道走近它，远远就能望见巍峨高大的门楼耸立于一片式样统一的低矮建筑之上。这些建筑分布在街道两旁，大都是带有格子窗和格子门的老式房屋，它们的矮小把门楼衬托得格外雄伟壮丽。从城外走近城门，但见方形瓮城和箭楼在光秃秃的地面上拔地而起，犹如城堡，十分震撼。
喜龙仁比我有眼福，我在西直门附近住了那么些年，却未曾目睹过壮观的西直门，不过从他所描绘的文字中，我同样能够感觉到他对西直门的喜爱：
西直门门楼外表的装饰和彩绘依然分明可见，不过也受到了北京沙尘某种程度的侵蚀。柱、门、窗棂都是朱红色，砖与砖之间的灰泥也带着一点暖红色。屋檐和平坐之下的梁枋饰以蓝绿两色的几何图案。屋脊以绿色琉璃筒瓦铺设，也像平则门城楼屋脊那样，安设了戗兽和蹲兽。此楼比前例更窄，而屋顶更宽，因此总体造型显得更为轻巧优雅。
这样一座巨大的城门，他以轻盈优雅来形容。然而他越这样赞美，越让我感到伤心。屈原曾经呼吁“魂兮归来”，不知何时这座俊美的西直门会矗立在它应有的位置上。



《画笔诗篇伴载驰――龚易图的艺术人生》，龚钧智编纂
此书为龚钧智老先生所赠。我与龚老先生并不相识，好在本书的勒口上有着作者的生平简介，龚先生出生于1920年，如此算来，到今天老人家已98岁高龄，而其给我的题赠语却苍劲有力，真让我感佩那一代学人的国学功底。
本书所谈全是关于龚易图的生平及艺术成就，而我对龚易图不陌生，早在多年前，我就前往福州寻找到了龚易图藏书楼的旧址，并写文收录书中，想来龚钧智老先生有可能是看到拙文，方有此赠，而此书中所写，远比我的拙文详实数倍。
我对藏书家有着本能的偏爱，收到这本书后，翻阅龚易图的故事，书中所载让我读来快何如哉。从本书的前言中得知，龚易图乃是本书作者龚钧智的曾祖，对于龚易图的多彩人生，作者在本书的前言中写道：
我的曾祖龚易图……他长于诗文，以其博古通今的学识，沧桑人生的感悟和爱国爱民的情怀，写下了近两千首诗篇，在清末闽中诗坛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亦擅长书画，作品为世人所珍爱，被载入《福建画人传》和《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他酷爱藏书，尤其古籍珍本，不仅数量可观，质量亦属上乘，兼具历史文物价值和文献学术价值。解放后，由家叔礼逸代表龚家后人将大通楼藏书一万余册捐献给福建省图书馆，获政府嘉奖。
我以往所关注者主要是龚易图的藏书事迹，虽然对他的人生履历有所了解，但有些细节之前并未看到过。本书中收有谢章铤给龚易图所作的墓志铭，此篇长文主要所谈是龚易图与捻军作战之事，文中提及：
中丞檄公督军，公率十余骑夜至。贼方西攻圩，公由东入圩，军方噪，贼以为大军之至也，遂退。旦日，公率从骑渡河，视地势为设营计。贼万余布阵于西，相距二、三百步，不敢逼。遂入湖口，与副将曹正榜燃炮击贼。公令断隄筑垒，使正榜守之。贼攻袁口，公趋赴备严。贼不得隙，遂窜皖。事稍定，公返东平。
从这段描述可知龚易图虽然是赐进士出身，文人一个，然他却有勇有谋，颇具大将风范，竟然敢带着数人深入敌营，并且他还有着擒贼先擒王的谋略：
官兵轻敌，贼势愈猖獗。然贼中以吴丕基、马清河为最骁悍。公驻馆陶丰原集团，贼来诈降。公令其入见，擒吴、马斩之，整兵而出。公笑曰：“二凶去，贼无能为矣”。官兵追之，急窜德州恩县。公先遣黄兆昇剿之于苦水铺，复调守备石魁升马队与之合。贼至，解鞍欲息。我军突入其寨，杀毙殆尽，余贼溃入夏津。夏津令郝植恭先得公檄，调民团扼其去路。公临前敌歼之，枭匪平。捻军自出胶莱河，其势衰，而诸逆首鼠散，相继擒灭，捻匪亦平。
谢章铤的这篇墓志铭讲述的几乎都是龚易图的功业多瑙河之波，而我却遗憾于整篇墓志铭完全未曾提及龚易图藏书之事。好在本书中所收的诗作中，有龚易图所写《购海宁陈氏藏书一千余种二首》，龚易图的爱书之情具见其中，并且是难得的书界史料，故我将其摘引如下：
舍此它无术可嬉，贫儿骤富便成痴。
搬姜无用将怜鼠，还酒从今不借鸱。
高阁料应终日束，名山已悔十年迟。
封侯食肉寻常事，得作书佣亦太奇。
便愿将身化蠹鱼，鲸吞鳄作食吾余。
埋头自分甘沉湎，结习何生与祓除。
未必聱牙常诘屈，但能过眼亦轩渠。
收藏岂仅儿孙计，有志都教读此书。
从此诗中可以看出，龚易图得到这批藏书后的狂喜心情，他自称是“贫儿骤富”，而这句话也曾出现在明代藏书家祁承邺的题跋中，以此可窥龚易图对藏书史的了解，他在建功立业的同时，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化作一条蠹鱼自由穿行在古书的字里行间。
关于龚易图的藏书之好，龚钧智有如下简介：
龚易图少时即爱读书，11岁读毕四书五经后，就能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选购和收藏图书。出翰入仕后，藏书更是他的一大雅好。每遇好书，不惜重金求购，先后购得福州藏书家林轩开、郑杰、何治、何则贤等收藏的善本古籍。光绪二年从浙江海宁陈鳣处，一次购得“向山阁”旧藏三千余种，这也是他早年藏书之一大宗。次年，龚易图告假回乡，于乌石山麓筑双骖园，将所购书籍庋藏于园中之乌石山房。其后又于光绪十八年购得福州刘家镇“石芝山馆”的藏书二万余卷。光绪十九年北门祖居“三山旧馆”落成后，即将所有藏书移入大通楼后的藏书楼，额题为“五万卷藏书之楹”。
龚易图所作之诗中所提到的海宁陈氏，乃是浙江藏书大家陈仲鱼，向山阁的旧藏到了龚易图的手中。然简介中谈到龚易图购得了其中的三千余部，这跟龚易图在诗题中所谈的一千余种有一定的差距，当然，也有可能龚易图在作诗之后，又陆续购买到了一些陈鳣旧藏，只是他未将后来所购写入诗中。简介中又提到龚易图还购买了福州一位藏书家的二万余卷藏书，龚易图将这些书汇在一起，一并汇入了他所建的藏书楼中。
1952年，龚易图的藏书由其后人全部捐献给了福建省立图书馆，还有一部分到了台湾大学图书馆，而龚钧智所编之书摘选了近三百种大通楼藏书目录的精品，由此目可以看到龚易图藏书中的精品主要是明刻本中的稀见版本，有不少的书注明是“白棉纸本”，这在其他目录中少有。更为难得的是，这本书内附有一些龚易图后人的老照片，这些照片的背景就是龚易图所建园林。而当我寻访到他的旧址时，眼前所见，与这些老照片已经有了较大的差异。



《剪烛小集》，王稼句著
此为作者王稼句先生所赐。该书是夏春锦先生、周音莹女史策划组稿的《蠹鱼文丛》第二辑之一，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印制发行，而我所得为特制的毛边本。
关于《蠹鱼文丛》，我在去年诸暨召开的民间读书年会上得赠第一辑。此会的某天下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寿勤泽先生介绍了该套书的出版情况，而夏春锦亦曾向我约稿第二辑。他向我提出要求，则是所写书稿要与浙江有关，或者谈浙江人，或者聊浙江事，然我却未曾有此类书稿。今得王稼句先生新作，我首先好奇于他能这么快写出一本与浙江有关之书，然翻看这部新作，竟然未找到一篇与浙江有关者，该书的前半部分为稼句兄的读书录，后半部分则是他给不同人写的序言，得序之人是否为浙江籍，这一点我不了解，不过前半部分所谈之书则基本上是与苏州有关的著述。想来江浙一体，同属江南，这也就是夏先生将《剪烛小集》纳入《蠹鱼文丛》之故吧，遐时将向其求教。
翻阅稼句兄的这部新作，果真在《天堂里的书房》一文中看到了苏杭并称：
自古有句谚语，脍炙人口，那就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它本来是“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约五代吴越时开始流传。当时杭州是首府，如何会将苏州置于杭州之前呢？范成大解释了这个疑问，《吴郡志》卷五十说：“白居易诗曰：‘霅川殊冷僻，茂苑太繁雄。惟有钱塘郡，闲忙正适中。’则在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一个地方是否繁荣，就看地方官是忙是闲。白居易认为，在“霅川”（湖州）做官太清闲，在“茂苑”（苏州）做官太忙碌，在“钱塘”（杭州）做官则忙闲恰得其中，就来得正好了。由此看来，虽然苏州、杭州都是天堂，在历史上还是有点差别的。
此段话让我豁然，虽然天堂与苏杭的谚语古今有所变化，但毕竟两者并提已久，故将研究苏州的著述归并为浙江文献亦不为过。这些年来，我看到多部稼句兄写苏州的专著，以至于盖过了“韦苏州”之名，人称为“王苏州”。这种称呼方式略显拗口，但王苏州对于当地文献的研究难有出其右者，仅凭这点就令人叹服。我与王苏州相识有年，但与他的交往的确是以君子之称，除了通信通电，每次见面，情感都融汇在了酒里，故无遐相诉衷肠，因此我对他的英雄过往了解甚少。然其在本书内所收一篇《我与图书馆》却让我对他的爱书缘起，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
我幼年就对图书馆留有特殊的印象，母亲在一家学校教书，时常牵着我去学校的图书馆。庭院里古木森森，遮天蔽日，那图书馆在楼下，显得格外黝暗，就只有教室大一间屋，南北对直排着高高的书架。我当时只有书架的两三格高，上面几格的书是拿不到的，就只好在下面逡巡，借几本像《小金马》《草原雄鹰》这样薄而小又带图的书回家，但我每次去，总会翻动那些既厚又大满是字的书，管理图书的老伯就笑呵呵地说，如果你能读这样的书，那就长在了。
读到这段话，让我感到了幼年时稼句兄的幸运，他在那么小的时候就进过图书馆，而我虽然比他小几岁，但我的幼年却未曾进过图书馆。我记得那时到书店买书，都要隔着玻璃柜，努力伸长脖子，望着书架上的书脊，请服务员连续拿几本，对方的脸色就变得难看，这吓得我不敢再言语。也许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得我稍有收入就买书不止。幼年的思想饥渴使我对书有着不切实际的贪欲，而稼句兄的书运远比我好许多，虽然他也经历了“文革”，同样经历了书荒年代，但他却遇到了幸运的事，更得到了名家的指点：
那时读书很轻松，课余没什么事，因为想找点书来读，有位长者就给我介绍了江苏师范学院图书馆的一位老馆员，那时没有电话，先是写信，约好了去的时间。一个深秋的下午，阳光照着银杏的黄叶，灿然如金，走到天赐庄，那位老馆员已在校门口等着，只记得沿着林荫道直往前走，北边有一幢两层的红楼，当时是书库，从东边的小门进去，就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都是很大的房间，透过玻璃门望进去，每个房间里都是满架满架的书，因为门窗关得严实，整幢楼里充溢着书的味道，有点香，有点腐，真是好闻。
此文中颇为详尽地描写了学校图书馆老馆员与他的对话，而稼句兄以抖包袱的形式，讲述着他跟老馆员之间的交往细节，而后他亮出了结果：
有两个没有想到，一是没有想到过了几年，恢复高考，我考入了这个大学，在那里度过四年难忘的时光；二是没有想到那位老馆员，后来成了我的忘年交，他就是版本目录学家瞿冕良先生。
瞿冕良乃是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他所编著的《中国古籍版刻辞典》多年来都是我案头必备的工具书，而我却无缘得到老先生的亲炙。我曾几次前往稼句兄的书房，虽然他也藏一些古籍，但基本上是现代出版物为主。以我的想像，瞿先生更偏爱于古籍，不知为什么老先生的观念没有传导到稼句兄这里。然而从本书中所收的多篇读书录，可以看到稼兄也对典籍有着深入研究，比如其中一篇谈的是叶昌炽的代表作之一《语石》，此书乃是搞金石研究，更准确地说，是喜好金石拓片收藏者的必备书。
我亦对《语石》有偏爱，为此收集到了不同的几个版本，其中一版印象深刻。多年前著名的北京书市在地坛举办，某天我在该书市上遇到了布衣书局主人胡同先生，我们二人边聊边转书市，他突然冲向某个摊位上某一本书，一眼瞟过去，乃是整理点校本的《语石》。胡同问过摊主价钱后，又问摊主有多少本，对方又拿出五六本，胡同将此全部买下。我目睹这个过程，在现场未曾言语，待他将书收入囊中继续前行时，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的复本。他向我讲述该整理本的价值所在，并告我这个版本稀缺难得，有多人找过而未得，今日遇上当然要全部拿下。
在我的观念中，“版本”一词天经地义指的是古书，这种电脑式的默认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然听闻到胡同一番话，使我了解到，现当代出版物也同样重视版本。而稼句兄在本文中也谈到了清代金石研究与收藏的不同派别，他在该文中引用了梁启超给《语石》一书所写跋语：
前清乾嘉以降，金石之学特盛，其派别亦三四。王兰泉、孙渊如辈，广搜碑目，考存佚源流，此一派也；钱竹汀、阮芸台辈，专事考释，以补翼经史，此又一派也；翁覃谿、包慎伯辈，特详书势，此又一派也；近人有颛校存碑之字画石痕，别拓本之古近者，亦一派也；其不讲书势，专论碑版属文义例者，亦一派也。此书专博不及诸家，而颇萃诸家之成，独出已意，有近世科学之精神，可以名世矣。
由此可见，稼句兄对古书也了解得颇为详细，这让我意识到，他的所藏虽然主要是现当代版本，然对古籍研究的偏好没有丝毫的影响，这真可谓心中有佛，处处皆净土。而我却执拗于书的外观装帧形式，看来应当向稼句兄学习，不在偏执于皮相，凡有善本在处，即能得学问。



《书海人影》，曹培根著。
曹教授是位多产作家，近几年来我收到他多部作品，虽然我的写书速度也号称不慢，但我却远不如曹先生这样惟精惟一的专注，在研究藏书史方面，他能就一个领域写出这么多的作品，当然令我叹服。我从本书的序言中了解到，这部书内收录的内容都是其他专辑中未收着，这更印证了他写作之勤。
我几次前往常熟，几乎每次都住在虞山脚下，这正说明了我对这座人文荟萃之山有着特别的偏爱，而这座山的主体文脉所在则是以言子墓为支撑，曹先生的这部专著中专有一篇谈论《言偃在儒学文化史上的地位》。言偃乃是孔门七十二贤中的一位，而对于言偃的情况，曹先生在文中用几句话予以概括：
南方夫子言偃，字子游，又称叔氏。常熟人。10岁开始接受族人教读，其时吴越之间兵戎相加不绝。22岁，目睹吴王昏聩，母国失道，遂离乡背井，北上寻师求道，在卫国遇孔子，拜为师。有此南方弟子，孔子以为“吾道南矣”。后来，言偃随师友到鲁国曲阜游学。他刻苦学道，向孔子学礼，钻研三代典章制度，参加鲁国公室的腊祭。他牢记孔子《礼运》之教，独得大同、小康之传，儒学大进，在孔门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于言偃的经历，曹先生在文中亦有如下论述：
29岁，与冉雍、卜商等共辑《论语》，3年告成，弘扬孔子思想。34岁即公元前473年，吴王兵败自杀，越国尽占吴地，言偃痛泣母国之亡。翌年，毅然结束仕途生涯，弃官素服，守母国之丧。抱定学道爱人，矢志小康宗旨，踏上了开辟民国礼乐教化的道路，终成儒家礼学派的宗师，门中弟子称为子游氏之儒。37岁，开始游历于楚、卫、晋、鲁之间传道讲学，广泛传播儒家学说。……卒葬虞山。
为什么要大段的引用关于言偃的文字，乃是我惊奇于曹先生把言偃视之为中国南方最早的藏书家：
言偃是孔氏私学南下并传播中原文教于吴地的创始者，也是中国南方最早的藏书家和文化传播者，开启了江南崇文藏书的历史传统。言偃家乡常熟因之称为“文学乡里”和“藏书之乡”。
苏州、常熟地区的确是中国著名的藏书之乡，在这里诞生了毛晋、钱谦益、钱曾、黄丕烈等多位藏书大家，明清以来这一带的著名藏书家可谓群星璀璨，尤其是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铁琴铜剑楼，更加使得常熟在中国藏书史上的地位卓著，藏书之业代不乏名家。但是能将著名的藏书之乡的起源追述到言子那里，这让我十分叹服曹先生超强的想像力。但细阅他文中的所言，也的确有道理在莫那鲁道，而该书中的另一篇文章《苏州藏书的核心精神是仁人爱物》，此文中又提到了言偃在中国南方藏书史上的开启之功：
春秋时期，“士”阶层逐步形成并出现私人藏书。相传中国的私人藏书始于孔子，同时，孔子大规模整理《五经》等文献，其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其中，位列七十二贤人之一的言偃是孔子的门生中唯一的南方人，被誉为“南方夫子”。言偃，字子游，又称叔氏，春秋时吴国人。他擅文学，曾任鲁国武城宰，阐扬孔子学说，用礼乐教育士民。孔子称赞他说：“吾门有偃，吾道其南。”言偃死后葬在常熟虞山东麓，言子墓至今犹存。言偃“道启东南”，“文开吴会”，是南方最早的文献传播者和收藏家，开启了江南崇文藏书的历史传统。
曹先生的这种论述给我以启迪。在我的系列专题中，《书魂寻踪》专写寻访藏书家之墓，我几次朝拜先贤言子却未曾想到将其写入此系列，看来有必要再到常熟时，以藏书家的眼光去再次朝拜这位大贤。
虽然说我在常熟有多位朋友，但与我志趣相投者当然非曹先生莫属，而我早年到常熟寻访藏书楼时，也曾得到了他的帮助。大约十几年前，我第二次前往常熟寻访古代藏书楼，似乎是经徐雁先生之介，我得到了曹培根的联系电话，当时他在某高校任校办主任，他接到我的电话后，告诉我说，正在主持一个会议，但他安排好人带着我四处寻访。未曾谋面就受到了这样的协助，当然令我颇为感动，而更为难得的是，他所安排的那位开车人也对常熟藏书楼遗迹有所了解，故我的寻访颇为顺利。而印象最深刻者，则是找到了赵烈文的天放楼。如今天放楼已经作为常熟的著名景点，整修一新后对外开放，而十几年前我寻访时，那里还是独立的院落。当时该院落封闭多年，不对外开放，两扇高大的铁门，将院门院外隔成了两个世界，锈色斑驳的大铁锁说明这里封闭已久，正是那位司机，使出全身的劲助我翻入院内，眼前所见野草蔓地，因为长时间封闭的原因，巨大的院落中疯长的植物早已超过了一人高，我走在草丛中，担心里面有蛇，顺手拾起一根树枝，边划拉边前行，终于在院落的深处看到了摇摇欲坠的天放楼。那场经历印象十分深刻，多年后故地重游，已经完全没有了探险的味道，然而，事后每当人提到天放楼，我都会在脑海中浮现此行此景，而也让我感念曹先生所提供的帮助。
我和曹培根先生的第一次见面似乎是在萧山图书馆举办的地方志国际研讨会上，该会是由来新夏先生所主持，那见的见面，曹先生淡淡的语言跟我的想像有着较大的距离。古人云，淡薄之中滋味长，此后我跟他的交往既不密切也不疏离，可谓相望于江湖，而他对藏书史的研究我却时常关注，今日读到他的这本新作，更加了解到他对一些事情的所思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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