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18年8月师友赠书录（上）-芷蘭齋



《不愧三餐》，陆灏著
陆灏先生的这部新作没有序言，在无序不成书的今日，如此作派可谓大胆。好在该书还有《后记》，但这篇《后记》合计不足100字，作者只是说，这本随笔集是从他近几年所写的文章中摘选出来的101篇。以惯常思维，人们大多喜欢整数，如果要突破100，似乎也要用108篇才更符合人们的习惯，毕竟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已然家喻户晓，作者两般全不顾，不知可否用“任性”二字来形容。
说来惭愧，近几年我的精力几乎全用在了寻访、写作这个固定模式上，纸媒、电媒少有浏览，虽然从友人那里时不时地听到陆灏先生所参加的各种活动，但他的关注点在哪里，我却并不知晓，直到读到这本书，我才留意到他对正史发生了兴趣。
陆灏的这部新作有好几篇文章谈的都是两汉三国，其中提到陈寿的《三国志》分为“魏书”、“蜀书”和“吴书”，巧合的是，我近期写到了韦昭，而陈寿《三国志》中的“吴书”其实用的就是韦昭所撰同名著作为底本。韦昭的著作失传了，到如今仅有一些片段留下来，但陆灏的这篇文章却并不关注陈寿引用了多少韦昭的原著，他反而留意于刘备父子在四川所建的政权并非蜀国，按照宋人高似孙的所言，刘备的国号是“汉”，他认为自己延续了汉朝的天下。
每个人的视角确实有差异，我在写韦昭一文时，也翻阅了不少史料，但并未留意刘备是“蜀”是“汉”，陆灏在文中引用了钱穆以及当代学者辛德勇先生的所言，以此来证把刘备所建之国称为“蜀”只是一种俗称，然而为了与两汉作出区分，可将该国称为“蜀汉”。谈到这一点，陆灏仍然兴犹未尽，他又再写一篇文章来对此做进一步的考证。这份认真精神不搞史学研究，真是遗憾。他的该书中还提及了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建安二十六年，这涉及到何为正统之事，而争正统是古人在撰写史书时最要搞清的问题，这关涉着“夷夏之大防”，是雄是寇，是首要界定的问题。
其实，真实的历史往往缺乏趣味，《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就是明证。在大多数人们的心目中，三国史都是演义体，比如刘备第一次到隆中去见诸葛亮，他对门童自报家门时说：“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这一大堆头衔显然令门童不耐烦，他说自己记不住这么多，而陆灏在文中点出《三国志》中的记载，其实这段话罗贯中演义得并不多，除了“皇叔”二字，其它都是史实，而对于刘备这些真实头衔的来由，陆灏以点睛之笔，于文中一一讲述缘由。这正如他的《后记》，虽然寥寥数笔，却把事情交待得很清楚。
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跟藏书有关的故事。陆灏也有藏书之好，尽管他不承认自己是藏书家，然而他却与许多藏书家有着密切的交往，比如上海的黄裳先生。陆灏《孙伯绳逸事》一文，就从黄裳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讲起，该文提到一位书友买到了张佩纶旧藏的四种宋版书，其中最精彩的一部乃是《花间集》，此人拿着这些书请徐森玉先生鉴定，黄裳在文中写道：“森老盛赞此书，他十分高兴，当场表示要请良工，重新装池。森老听了大惊，说，这是万万使不得的。”
将原装宋版书拆掉重装，这有如今日许多地方拆掉真正的历史遗迹，然后盖一个新的假古董，此等焚琴煮鹤当然会令徐森玉大感吃惊。这是什么人，能够想出这等煞风景的想法呢？陆灏在文中写道：
这位以是房地产经营者，业余喜欢收藏，先是收藏书画，后来兴趣转移，卖了书画，改收鼻烟壶，不久又转移到收藏古书。他收藏古书的标准是漂亮，内容和流传多寡倒不过问。文章最后才点出这位书友的名字：“他叫孙伯绳，常熟人。”
看来孙伯绳确实是有钱人，而有钱人的世界当然要丰富多彩。陆灏又从《曹大铁传》中读到了孙伯绳的趣事，原来这位富豪搞女人也不落俗套，喜欢一箭双雕的同时对付两个。但据说他50岁时突然又痛改前非，不近女色，最为难得的是，他在抗战的前一年于苏州举办了一场收藏展，当时曹大铁陪着张大千参观了这个展览，看展完毕后，张大千一直在夸赞这场展览有不少的精品妙品。张大千藏有大量的古人字画作品，在这方面当然目光如炬，而他的夸赞之语或是真心，或是另有所指，陆灏却说了这样一段话：“那次展览还有一个‘花样’，门票两角，但凭票抽奖，人人有份，奖品都是日用品，不懂字画的人拿回家也有用，且价值高过门票很多。”
我觉得陆灏的这句话可谓画龙点睛，原来这场展览是靠这种办法来吸引观众，这更让我怀疑张大千的所言乃是一句反话，而陆灏的这番话不动声色，只是貌似客观的描绘了几句，这才是真正的春秋笔法李宛妲。
本书中我感兴趣的文章还有一些专门是谈李慈铭年谱，看来陆灏对此人兴趣颇浓，因为他连写了五篇。其在文中提到我曾前往北京保安寺街寻访李慈铭故居之事，但我却未曾留意到《孽海花》里谈到北京李慈铭故居门前的对联：“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户部员外，补阙一千年”。这样的对联，显系小说作者杜撰。但“藏书十万卷”的字样，还是能吸引我的眼球。在《李慈铭年谱》这组文章中，陆灏还提到了传主与他人互看日记，有趣之处乃是李慈铭看了袁昶的日记，发现日记中有一封未曾寄出的信，而该信正是写给李慈铭者。此信的内容令炁伯先生大光其火，为此连写了几封信讨伐袁昶，袁为此也回信予以解释，但还是不能令炁伯气消，后来在朋友的劝告下，两人终于合好。而陆灏在讲完这个故事后称：“可见把日记给别人看，尤其是朋友，是件危险的事情。”我的藏书日志已经写了多年，有几家出版社鼓动我予以公开出版，好在我未曾动心于这种游说，否则的话，必然会重演袁李交恶的糗事。
其实写日记的确是件危险的事，因为日记中所提到的真人真事，往往会在某个时刻起变化，而日记中的所载，由此而成为了呈堂证供。陆灏在文中写道，他参观了上海图书馆所展览的翁同龢日记稿本，他在此日记里查到了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九日的一段话：“饭后李莼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陆灏经过核对，中华书局和中西书局的排印本，原文都是如此，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李慈铭在此前一年的十一月已经病逝了，怎么可能去跟翁同龢长谈。问题出在哪里呢？陆灏在文中称：
据说原稿能看出，“李莼客”三字是在原字被挖去后补贴上去的。根据其他相关史料推断，被挖去的应该是康有为的名字。有研究者说，翁同龢晚年做的一件事，就是挖改日记。
翁同龢当然知道李莼客已经故去，但正因为如此，他才把这件事裁到李的头上，因为死人无法跳出来说，我没干过这件事。因此说，日记的危险之处并不止是得罪朋友，还可能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日记被称为最接近真实的原始资料，其尚且有着这样的篡改在，这个世界应该相信什么呢？好在有陆灏这样的认真人，他能在史料中爬梳剔抉，考证出历史应有的真实，而后将所得之果撰写成文，分享给读者，这样的作法真可谓功德一件。



《萧条异代》，黄恽著
关于黄恽这部大作的书名来由，他在自序中有着交待。原来这本书先后起过三个名称，第一个书名为“缥缃闲览”，缥缃是爱书人所偏爱的词之一，因为它形容藏书之宏富，黄恽说这个书名的来由是他早期的网名缥缃室主。后来，书名改为了“闭户读书”，最终又定名为“萧条异代”，其称此名来自于杜甫的《咏怀古迹》。
也许是书海太过辽阔，现在作者起书名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也往往受困于此。我是个随意的人，尤其在起名方面，想到什么就随手取了书名。但编辑却十分看重此事，经常觉得不合适，一再催促我改正，要求既要有高度的概括力，还需做到雅俗共赏，何等之难哉。黄恽在序中未曾提及书名为何三变，但黄兄本身就是位编辑，想来他兼具着作者与编辑两种身份，考虑的会更加周详。
但每改一次书名，就重写一篇序言，这种作法也颇为罕见。有意思的是，黄兄竟然将三篇序言全部排列在了本书之前，虽然说每篇序没有多少字，但这种写序方式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更有趣的是，本书中恰好有一篇文章谈的就是序言问题。此文的名称为《刘海粟克隆郑板桥小引》，本文中讲述的故事是1923年刘海粟出版了一本装潢考究的画册――《海粟之画》，此书定价两块半大洋，在那个时代显然属于豪华本，而该画集前则有刘海粟写的一篇自序，该序之短可跟黄恽的本书三序有一比：
海粟绘画，最不喜求人作序。求之大人先生，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学者名流，必至敷衍恭维，反失实在，终不如不序为得也。几张涂抹大唐剑神，原算不得东西；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以之覆瓿，以之当薪。曷为而要序为？癸未三月，海粟自题。
刘海粟明言他不喜欢求人作序，说得可谓极有骨气。其实我对求人作序之事也很纠结，故这些年来只是自序，想来不少有同样心理之人读到刘海粟之序，也会以人及己的有所感触。而黄恽也在文中称：“这篇半文半白的小序，很有特色，不求人作序，骨子里透露出孤傲的气质，有着很自负的一面，很符合‘艺术叛徒’这个头衔。”
我未曾留意黄恽其他的大作是否有请人写序，但至少我看到的几种，都是他的自序，不知道他读到刘海粟的这篇序言时，会不会心有戚戚焉。但接下来的考证，却的确煞风景，因为在黄恽之前，就有人发现刘海粟的这篇序言是抄自郑板桥，而黄恽在文中引用了1925年12月6日《金刚钻报》上所发署名“黄浦滩”的文章淮南查查论坛，该文的题目为《哈哈刘海粟》秋实中学，此文说的颇不留情面：
唉！郑板桥啊，做不出序，不如不序为得。厚了脸抄人家，阿要难为情？须知“抄袭大家”四字，是无上荣衔！即使求不到大人先生和湖海名家，也何必做个抄袭家？你既知借光为可耻，那么抄袭叛徒就不可耻吗？为了一篇序，为甚么下作到如此地步呢？或者你以为抄了艺术叛徒这篇序文，就可以也卖他二块半钱一部家书的吗福鼎房产网？
虽然黄浦滩的文章说话不好听，但若核对《郑板桥集》中《十六通家书小引》，则可以看出，刘海粟的那篇序言确实化用了郑板桥的原文：
板桥诗文，最不喜求人作叙。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讥带讪，遭其荼毒而无可如何，总不如不叙为得也。几篇家信，厚算不得文章，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何以叙为！乾隆己巳，郑燮自题。
如此对比起来，刘海粟的化用也太草率，几乎以原文照抄，这种做法当然有些气人。但转念一想，也可理解为这是一种艺术家的行为艺术，唯一的缺憾乃是刘海粟没有在序言中点出他是化用郑板桥，否则的话，黄浦滩也用不着如此笑骂。
然而，就算是化用，也表明刘海粟不想求人写序，但事实如何呢？黄恽谈到了1933年出版的《刘海粟近作展览会》一书，该画册前有一大堆响当当人物的序言，后面还有七篇《后序》，足见刘海粟并非傲骨铮铮不求人作序。两书的对比，更加衬托出他抄袭郑板桥序言是何等之不美。
黄恽的书读来颇为轻松，他能从不为人留意的细节挖掘出有趣的史实。还有一篇《李超琼焚毁〈倭袍传〉记》，让我读来也很有意思。我对该书感兴趣的原因是恰好藏有此书的木活字本，而黄恽在文中谈到光绪十二年李超琼在溧阳境内发现了《倭袍传》书版事，李认为这是一部黄书，张嘉蓉于是派差役找到了收藏该书版的书坊，果真搜出来《倭袍传》版片89块，另有《何文秀》书版15块，李超琼最终下令将这些书版烧毁。
对于这件事，黄恽在文中提出了以下疑问：
现今流传的《倭袍传》是弹词本，有一百回。按常理推测，即便每回一页，也得一百页，实际上，一块板片最多容纳四五百字，一回根本不可能只有一页。李超琼在华竹甫家搜到的《倭袍传》板片却只有89块，与一百回的本子相差甚远，如果不是不全的话，那么李超琼查获的《倭袍传》应该不是一百回的弹词底本，很可能是一种如今已经失传的版本。《何文秀》又称《何文秀玉钗记》，似乎也不会只有15块书板。
黄恽的猜测很对，因为该书我藏有四部，每一部的卷数均为十二卷一百回，古人一册书大概分为两卷，每册书的厚度大多在60至100个筒子页之间，每个筒子页为一版，故十二卷书至少有几百版之多，然该处竟然查获89块版片，显然不是全书。
《倭袍传》又名《果报录》，我的藏本卷首题为“果报录”，版心则刻着“倭袍传”，看来两名通用。同治七年大藏书家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时，就曾搞过轰轰烈烈的禁书活动，《倭袍传》也在焚毁之列。19年后，李超琼又见此书，但时至今日，这样的书依然能够看到，可见禁书活动想搞出成果来，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难兄难弟：周氏兄弟识小录》，黄恽著
黄恽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回忆到他最早接触鲁迅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其父买回来鲁迅的单行本，他读到后，很喜欢鲁迅的骂人艺术。然而到了80年代中期，黄恽才读到周作人的作品，但他觉得知堂的书不那么好读，很少能够有读到鲁迅书时的那种快感，但即便如此，这两个人对他都很有影响，黄恽在序中谦称：
我只写自己发现的一枝一节、边边角角，这也正是掌故的精神。掌故，用现在网络话语来说，就是八卦。对于名人，怎么卜他们的卦，各有一巧妙，不激不随，不吹不捧，是我的信条。这也是本着人人平等的精神。鲁迅身上的光环应该卸下，纸糊的高冠自然要扯掉，知堂头上的棘冠也不妨搁置，让他们在我的笔下回归到人与文的本身，说一点大家感兴趣的茶余饭后的谈助，这未尝不是人生一乐。
　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巨匠，我曾经梳理过他藏书中的古籍部分，觉得读他的书越多，就越发难以了解他的整体价值观。而黄恽的研究却从点下手，他抓住历史上的某一个事件，继而做深入的探讨与叙述，比如该书的第一篇文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疑案》，黄恽在文中讲述了此事的背景，而后提及陈源指责鲁迅抄袭，“不过是陈、鲁恩怨这场大戏中的小插曲”。1924年5月，因为泰戈尔的来华，使得陈源与凌叔华相识相恋，而后有人指出凌叔华小说的构思涉嫌抄袭契诃夫，“陈源一边为杨荫榆和无锡派而与鲁迅大战，一边又为了给女朋友帮腔，把鲁迅拉进来垫背。”
1923年到1924年，鲁迅在新潮社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陈源指责该书为抄袭，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起来的几封信》中写道：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钞（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么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昼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候”，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这段话中，陈源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乃是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的一部分。针对陈源的指责，鲁迅在《不是信》中予以了回击，同时说他听到盐谷温的该书已经有人译成了中文，待这个译本出版后，就可以真相大白了。
那么，鲁迅究竟有没有抄袭呢？既然陈源敢公开发表指责，想来他应该有什么证据在。而黄恽的这篇文章正是从这个角度来感慨这段公案：
原来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之前，上海还出现了一本同名的书。这本书由中国书局出版于1921年，1934年由新文化书社重版，署名是郭希汾编辑。
看来，陈源所见是郭希汾翻译的盐谷温著作中的“小说”部分，翻译者郭希汾将这部分起名为《中国小说史略》，恰好与鲁迅著作同名。也有可能，陈源根本没有看到这个同名译本，所以误以为这就是鲁迅的那部同名著作，故黄恽在文中称：
基本可以肯定，陈源是把郭希汾编辑的书误当作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可能是陈源的某个朋友误认了，传言给陈源，于是陈源不及细辨，把这种耳食之言写进文章里，把暗箭射向了鲁迅。陈源倒也并非无中生有，却是张冠李戴了。
鲁迅曾经说过，他一个都不饶恕，对于陈源这件事，鲁迅同样如此。此事过了多年，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讲到了这件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黄恽还在其中一篇文章中谈到，鲁迅不善于演讲，然而黄恽也提到鲁迅一生曾经作过66次演讲，那么他的讲演会不会也很沉闷呢？前此年我在荣新江、朱玉麒辑注的《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看到了仓石所写《追赶鲁迅》一文，这篇文章详细记录了作者前往红楼去听鲁迅的一场演讲，仓石说，当时会场挤满了人，讲演却迟迟没有开始，等到大家有些疲倦时，才有几个人簇拥着鲁迅登上讲台。而对于现场的情况，仓石又写道：
虽说是讲演会，却并没有主持主人的致词。突然，鲁迅先生高举起手一挥，就开始演说了。他的话，自然是浙江方言。话虽这么说，不过当时北京大学的诸位先生，大多是浙江方言，因此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听习惯了。我拼命地竖起耳朵来听，没想到，满场的学生都站了起来，发出“哇、哇”地喊声，有的甚至站在长凳上大声喊叫。即便觉得稍微听明白一点，也一下子被呼喊声――不，被怒号吵得听不见了。我坐在大讲堂里距离讲台最远的地方，毫无办法。虽然可以听到“人道主义”，或“胡适的新风”等只言片语，但根本抓不住上下文，甚至连讲演的题目也不清楚。
看来鲁迅的方言不容易听懂，但丝毫不影响他的号召力，既然有如此强的号召力，那么如何来理解黄恽所说的鲁迅不擅演讲呢？看来有影响力的人会不会讲演是小事，只要振臂一呼，就会有大批的拥趸者。而有趣的是，黄恽在文中还引用了美子在《作家素描――周作人》一文中所谈到的周作人讲课时的状况：
他一生差不多始终做着教师，讲书时喜欢一手摸着前额，一手持讲义遮着脸，一句一句地念下去，高兴时，头与身躯也许不由得就会摇一摇，下面的学生可以任意地写情书打盹，与讲者“风马件不相及”，但他给学生的分数倒很宽的。
周氏兄弟比较起来，看来周大比周二的讲课技巧还好一些。兄弟二人都不擅演讲，然而他们的文章却写得如此漂亮，真应了那句话，上天给你关一扇门，就一定给会为开一扇窗。周氏兄弟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如日中天的地位，既然如此，上天也就不会再给他们更多的特异功能了。而黄恽能够挖掘出这么多有趣之事，阅读他的这本书，这个酷夏也就有了一丝清凉。




《中国书房》第四卷，许石如主编
很高兴能够收到《中国书房》第四卷，我对该刊的关注乃是缘于其摄影之精良。我寻访已近二十年之久，拍过数万张照片，然而摄影水平始终不见长进，看来是天份使然，但我对好的照片始终“虽不能致，心向往焉”。虽然我不知道本书中的照片是何人所拍，但因为该书中的照片大多是跟藏书、做书有关，还是非常吸引我，故收到本期赠书立即展卷视之，然而，我却看见扉页上赫然写着“王金声先生大雅存正”。看来是寄件时张冠李戴了，而恰好我的朋友中，也有一位同名者，我不确定这本杂志是否是要寄给他，于是在微信中试探问之南优铉。果然，金声兄收到的是赠给我的那一册，于是我立即将此事禀报本刊执行主编大生先生，告其我将跟王金声兄作一下调换。但大生坚持说，不用费此周折，他会另外给王先生和我再寄一册，于是我又收到了第二本该书。
本期依然是惯用的排列方式，以一位名人作主题，而后再合入其他的专题，本期的主题人物为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翻阅本卷中的文章可以了解到他的治学路径。该期首先录入了陈垣的一些诗作以及研究领域的点睛之言，其中陈垣所作的《吴渔山年谱书成答方豪司铎诗》最令我亲切。因为此前的两个月，我刚到常熟访得了吴渔山旧居，为了撰写文章，也读到了陈垣的《吴渔山年谱》。本书中所录的诗句，其中之一为：
教中柱石推朝土，墨井荒凉置道边。
今日谱成聊举逸，发挥仍赖有豪贤。
吴渔山就是吴历，其号墨井道人，乃是因为其旧居中有一口千年古井，名为墨井。当年陈垣也访过吴历旧居，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吴历故居已然荒凉。而当我站在此井前时，这片故居的现有住房已在拆迁之中。故今日读到陈垣的这首诗，瞬间有了亲切感。
本期中另一个专题是关于今日手工纸的现况，这样的话题同样令我大感兴趣。这些年来，我也探访了一些手工纸作坊，由此而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艰辛。这组文章从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讲起，因为里面记录了传统手工纸的制造方式，而这组文章中，还有该刊记者采访当代手工纸专家陆宗润的各种细节。谈到今日手工纸的基本状况，陆先生说到：
一张古法纸的诞生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成本昂贵又没有人懂，没有销路。如果想在众多纸业中得以生存，只能丢掉传统工艺，用化学漂白代替天然漂白；用化学PVC代表天然纸药；甚至用全木浆代替青檀皮与稻草。这样做，全部流程一两天之内就可以完成，非常迅速。按这样造出来所谓的“书画纸”价格便宜，再加入一些概念，溢价空间又很高，何乐而不为呢？
这些状况其实我在寻访中也听到了不少，纯正的手工纸因为价格问题反而销售困难，这也是假货横行天下的主要原因所在。因为大多数人都会价比三家，以便宜为第一着眼点，这是典型的劣币驱良币。对于现代的手工纸主要产于南方一事，陆先生讲到了原因：
竹纸制造在江南地区是非常繁盛的。浙江、江西、福建都有竹纸制造。可以说，因为竹纸的出现，改变了南北造纸中心的命运。大家都知道，竹子多产自南方，所以北方的造纸中心后来就衰落了，以至于后来北方用纸很多要从南方输入――特别是一些好的纸，因而过去一些卖文房的店都称作南纸店。现在竹纸的制造技术在东南地区保留的还比较多，但真正原汁原味传承下来的也很少见。
本组文章中，还有薛冰所撰《花笺光华》一文，此文简述了笺纸的历史，同时兼及《程氏墨苑》，因为该书中也有几页属于同版套印。然此谱大多数为单色墨印，彩色套印的零册我曾在拍卖会上遇到过两回，因为委托朋友代拍，他却无法拨他人之面，终归他人邺架。今日目睹书中之彩图，瞬间感觉腹痛。
关于纸的专题，本期还刊载了汪帆所撰《玉楮意未尽》，此文专谈浙图手工修复纸库的建设，以及作者到处寻访手工纸遗迹的过程，这组文章读来最感亲切，此乃缘于我与汪帆老师的相熟，她每年有数次游走于穷乡僻壤，去寻找曾经的造纸遗迹，这份精神令我敬佩。然而本期中的署名却写成了“汪小帆”，此名乃是汪老师的网名，看来大生先生将网名误以为汪老师的本名。
汪帆的这篇文章提到了浙图纸库的现况：
为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浙图决定在三楼建立纸库，专门订制了60只存纸架。这种纸架用杉木而非气味浓烈的樟木制作，不刷油漆，避免异味窜入纸张。全部馆藏修复用纸，经逐类逐张清点，按皮纸、竹纸、宣纸等分门别类，编码标志，取用便捷。
她所说要彻底解决的问题，乃是关于纸库的几次搬迁，最终纸库固定在了位于西湖孤山的古籍部院内。汪帆在文中写道了纸库的面积及藏纸的数量：“纸库面积107平方米，已收藏了207种、63万张古法手工制作的古籍修复用纸。”如此小的面积内竟然藏有这么大数量的古纸，这真的令人惊叹。但这些纸张哪种最好呢？汪帆写道：
至于哪种纸是好，一张人会认为价格贵的才是好纸，但在修复人员眼中，纸性顺、颜色顺、帘纹顺、厚薄顺，最适合古籍修复的纸才是最好的。总之，一切以合宜适用为第一原则。
看来，只有使用者才最有发言权，汪帆是著名的古籍修复师，她在实践过程中当然知道什么样的纸最好用，而我对古纸之好，与她比起来，真可谓叶公好龙。




《杨太后宫词》，扬州慕宋阁影刊古倪园本
2018年3月，南京举办了中国古旧书业前瞻高峰论坛，承蒙徐雁、薛冰两先生之邀，我前往参加该论坛，相关部门为此还组织了书展活动，我在现场看到了不少的珍本、善本，如此高规格的书展近年颇为罕见，为了配合这场活动，主办方在其中一天举办了现场签名售书，我也坐在展位上给读者们服务。
在活动期间见到了不少的熟人，其中有扬州的书具制作专家郁新先生，而郁先生介绍一位年轻人与我相识，此人即是慕宋阁主人李明飞先生，因为活动现场有些忙乱，有些读者提出要钤盖印章，于是郁新和李明飞找到椅子坐在我旁边，帮我完成这件事。而在活动的间歇，李先生拿出一叠雕版刷印的版画印样请我欣赏，其刊刻之精令我惊讶。郁新介绍说，李明飞乃是青岛人，来到扬州从事雕版开发业务，仅几年的时间就搞得有声有色。我之前对慕宋阁略有耳闻，因为在布衣书局网上看到过慕宋阁的一些出版物，只是没想到，其主人仅三十多岁。李明飞言谈较少，但做事颇为认真，我看到他给读者钤章后，会很仔细地用小纸片予以隔开，由此给我留下良好印象。
四个多月后，我再次到扬州去寻访，经郁新先生安排，在扬州见到不少旧雨新朋，因此再次见到了李明飞。晚上聚餐时，他赠给我两部雕版刷印的红蓝印本，而该书为其所赠之一。翻阅他刷印的这册书，能够感觉到该书颇似古倪园本，虽然在牌记上未曾注明，所刷硃色亮丽而不浮艳，能够感觉到其在刷印前调色时，下过不小的工夫。
该书所说的杨太后，虽然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然其究竟姓字名谁，却并不能说清楚，《宋史·列传》中称：“恭圣仁烈杨皇后，少以姿容选入宫，忘其姓氏，或云会稽人。庆元元年三月，封平乐郡夫人。三年四月，进封婕妤。有杨次山者，亦会稽人，后自谓其兄也，遂姓杨氏。”
据说，杨太后年轻时貌美惊人，后来升为了贵妃，皇后去世后，原本她能升位，但将军韩侂胄却对皇帝赵扩进言，说女人才高不是好事，建议立性格温柔的曹美人为后。虽然赵扩没有采纳韩侂胄的建议，但杨氏由此对韩怀恨在心，嘉泰二年，她还是被立为了皇后。后来韩侂胄志存高远，率军北伐，想要恢复中原，可惜以失败告终，而杨氏与史弥远设计，把韩侂胄杀死在玉津园。可见，这个女人手段颇高。嘉定十七年，宁宗驾崩，史弥远想立赵昀为帝，但杨皇后不认可，史弥远等人七次进劝，终于让杨皇后认赵昀为儿子，于是改诏废赵竑为济王，立赵昀为太子。后来赵昀登上皇位，成为宋理宗，为了感谢杨皇后的恩德，不但尊其为皇太后，同时允许太后垂帘听政。当年杨太后已62岁，垂帘八年后，她主动提出退位，转年病故。
杨太后颇有文采，她以宫廷生活为内容写了一部词集，而后由理宗题写书名，此即《杨太后宫词》。然而该书的宋刻本早已失传，后世只能见到影宋钞本，该钞本乃是署名潜夫所抄，有其跋语：
右宫词五十首，宁宗杨皇后所撰，好事者秘而不传，事亦罕见。癸酉仲春得之江左，何啻和隋之珠璧耶！王建、花蕊产，不得专美矣。
此本后来归了明末大藏书家毛晋，他将此书与宋徽宗的《宣和宫词》合刊在一起，起名为《二家宫词》，然毛晋在该书的跋语中称“旧跋潜夫不知何许人也”，后来汲古阁旧藏的潜夫所跋钞本成为了黄丕烈架上物。荛圃得到该书后做了一番考证，而后书写跋语一则：
《杨太后宫词》，汲古阁曾刊入《诗词杂俎》中，其稿本余今始获之，所谓潜夫辑本也。毛晋云：“旧跋潜夫，不知何许人。”余以稿本核之，其为宋人无疑。纸系宋时呈状废纸，有官印朱痕可证。至潜夫之为何许人，就其跋云“宁宗杨后”而不系以宋，则可断为宋朝人。其标题曰“潜夫辑”，余疑为周密公谨，盖公谨所撰书皆曰“辑”，如《武林旧事》则曰“四水潜夫辑”，《绝妙好词》则曰“弁阳老人辑”。公谨入元，追忆故国，故有《武林旧事》之作；而此《杨太后宫词》，辑之殆亦寓怀旧之思欤。
黄丕烈确认他所得到的钞本就是毛晋刊刻《二家宫词》的底本。黄丕烈发现，原旧钞本乃系宋公文册子纸本，由此而证明该书的确是宋人所抄。他进一步推论，认为“潜夫”就是周密。黄丕烈认为，周公谨乃是宋末元初之人，他抄写杨太后宫词乃是为了怀念故国，而后黄又在跋中提及他拿此书给海宁藏书家陈鳣进行考证，陈鳣认为黄的推论有道理，而后提到了周密《齐东野语》中有《慈明杨太后事》一文，该文讲到了杨太后年幼之时的奇特境遇。后来古倪园影刻该书时，还特意将《齐东野语》上的这段话以附录形式刻入书中。
关于古倪园的情况，叶德辉在《唐宋三妇人集》跋语中称：“沈氏为松江富室，有古心翁，名虞扬，字元昆者。有三子，曰忠、曰恕、曰慈，忠、恕皆县学生。古倪园者，即翁亭墅也。”古倪园主人沈氏乃是松江富豪，而沈氏刊刻《三妇人集》之举，是因王芑孙的提议，叶氏在跋中又称：“王芑孙《惕甫未定稿》中，有古心翁小传，称其‘田以万数，皆近扬州二、三县’。芑孙与之交好，故此书封面，皆芑孙手书，又钤‘惕甫经眼’长方印记。椠刻精妙，摹仿藏书诸印尤工。”
关于古倪园的情况以及后来的遭遇，《松江县志·古园辑佚》中有如下说法：
古倪园位于松江北门外市河西。为明代倪邦彦筑，初名倪园。清代为松江著名巨富太学生奉政大夫沈虞扬所有，称古倪园。沈虞扬长子沈恕，号绮云，江南名士，倡泖东莲社，一时名流汇集，如改七芗、张祥河、高崇瑚、冯承辉、何其伟等，时相过从。太平天国战争中毁于战火。同治三年（1864），松江府重修试院，购拆古倪园旧厅90余间。上海愚园建造时，太湖石皆选购于此。至此，园中遗物大多已流散。
虽然繁盛不再，然其所刻书却成为了后世藏书家追捧之尤物。古倪园所刻《三妇人集》于今不过百余年，已实难得。近二十余年之拍卖会，出现过的几部《三妇人集》中，仅有一部为古倪园原刻，余皆为翻刻本。而今慕宋阁能够将其影刻出版，虽然其刊刻水平难以媲美古倪园原刻，但于今日而言，其水平已属上驷。今睹此物，也算尝鼎一脔。





《绿窗遗稿》，椠古楼影刻古倪园《四妇人集》本
此书亦为李明飞先生所赠，然我却忘记向他确认椠古楼是否也是他的堂号。本书刊刻精雅，乃是初印之蓝印本。
如前所言，第一代古倪园主人为沈虞扬，王芑孙为其所作《古心翁小传》中称：“始以大有田知名，翁所名田以万数，不出旁近二三县。”看来这位沈虞扬富可敌省，然而他却是位善人：“先贤祠墓、书院道路、桥梁寺观，诸废不举，大抵倚翁为办……（翁）慷慨肯任事。”乾隆二十年，江南闹饥荒，沈虞扬在东禅寺设粥棚施粥。嘉庆九年，当地暴雨成灾，沈虞扬又努力救济灾民，同时与之相识的佃户和乡里乡亲都向其贷米，但沈虞扬只要看到哪位灾民家中有人患病，就立即烧掉欠条，据说这样的欠条烧了一箱子。
沈虞扬去世于嘉庆十年，他的儿子中，沈恕和沈慈对藏书最有兴趣。沈恕为嘉庆二年补松江府学生，师从王芑孙，这也是王芑孙与沈家有着密切关系的原因所在。沈恕喜好藏书，当年袁廷梼的旧藏有不少都到了沈恕的古倪园中。沈恕又有刻书之好，其所刻《宋玉岩梅花喜神谱》受到后世藏家所喜爱，华蕾的硕士论文《〈梅花喜神谱〉版本考》中称：
双桂堂本《梅花喜神谱》在明中叶以前，尚未受到学者与收藏家的重视，不见著录于各公私书目，收藏印亦复寥寥。入清以后，经过百宋一廛的珍藏，渐渐名重于世，并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翻刻本。其中，嘉庆间古倪园沈氏刻本，不仅摹宋之精谨，刊印之精妙，为后来者所难及，而且《梅花喜神谱》所有现存翻本均祖述此本。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梅花喜神谱》自清代以来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其实是由古倪园本造就的。
除此书外，沈恕还翻刻过《云间志》，而前面提到的《三妇人集》也是由沈恕主持刊刻者。嘉庆十九年沈恕去世后，他的弟弟沈慈得到了沈恕的书版，而后继续刊印。嘉庆二十四年，沈慈委托黄丕烈代刻《绿窗遗稿》，而后将此与哥哥所刻的《三妇人集》合在一起刷印，并称为《四妇人集》，由此而使得该书成为了名品。而李明飞所赠该影印本，即是以古倪园本为底本，然古倪园本之实际刊刻者，其实是黄丕烈。
到如今，古倪园刷印的《四妇人集》同样稀见难得，而古倪园后来的历史也令人吹嘘。咸丰同治间，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与清军及洋枪队在松江作战，导致沈氏家族败落，古倪园也卖给了天主教堂。咸丰十一年，李鸿章任江苏巡抚，他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驻扎于松江，某天前往沈氏旧居内的藏书楼，在墙壁上看到了董其昌刊刻的《戏鸿堂法帖》原石，此法帖极具名气，李鸿章看到原石后大感高兴，立即命手下从墙壁上凿下原石，而后装船运回老家合肥。
然而在运输的过程中，运碑船进入长江后遇到了大风浪，这些碑石太重，运输者担心翻船，于是征得李鸿章同意，留下十块精品后，将其他的碑石抛入江中。这十块精品运抵合肥，而后砌进了李家花园的墙壁上。如今李鸿章故居的回廊上嵌着108块《戏鸿堂法帖》，是后来仿刻者，这段历史说来也令人唏嘘。
《绿窗遗稿》一书的作者乃是元代的孙蕙兰，此女父母双亡，后来嫁给了才子傅若金，然而出嫁仅五个月后，孙蕙兰就去世了，为此傅若金颇为伤心，于是将其妻所作之诗辑为《绿窗遗稿》一书。对于这个凄美的故事，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有着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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