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理画论】——浅议汉魏石经的文化底蕴和艺术精髓（2017年第23期）-书法报·书画天地

【书理画论】

浅议汉魏石经的文化底蕴和艺术精髓
□ 周其全
书艺界均知，隶书分古隶、今隶两类。作为隶书发展初期的古隶车轴山中学，亦称秦隶，即战国秦至两汉初中期（约公元前221-公元前110年）的隶书。古隶结体稍为纵长而篆意尚存，波、磔不很分明。1980年在四川省青川县城郊郝家坪发掘的战国墓出土的“青川木牍”“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两件木牍中，一件字迹清晰可辨，据考证为战国时秦武王二年之物，先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六十三年，这是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隶书。而中国西北出土的大量汉简，像“流沙坠简”“居延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等，绝大多数为西汉时遗墨，形态潇洒，奔放自然，呈现出西汉书法艺术笔意多姿、眉娇绮丽的神韵。今隶，亦称汉隶，泛指东汉成熟期的隶书。从字形上体现出正方或扁方的特点，展现出左右开张、舒展、波磔分明的风采。这个时期遗留下来的珍品有墨迹，更有碑碣。碑刻诸如《张迁碑》《礼器碑》和《衡方碑》等等，可谓林林总总，奇纵恣肆，充分展露出东汉时期隶书仪态纵横、百般绚丽的艺术魅力。本篇即对汉魏时的《熹平石经》和《三体石经》作深入浅出的探索和解析。
一
太学是中国古代学子的大学，其渊源始于西周。东汉是太学发展壮大时期。据说质帝时，太学生达三万人。东汉及魏晋太学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其遗址位于今偃师市佃庄乡东大郊之太学村。有关资料显示，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后打蛇打七寸，儒家文化被奉为经典，儒学被定为官学，所以必须有一部标准文本作为评定正误的依据。鉴于此，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议郎蔡邕、张训、韩说，五宫中郞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和太史令单飏等人，集体上书汉灵帝，奏请正定六经文字，同时，这一建议得到宦官李训等人的支持，并且奏请，获许。
显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碑刻经书、规范文字的艺术创造和宏伟工程。参与者们对选出的各种经书文本反复核检比勘，择善而从，以确定五部经书的标准文本。然后由蔡邕等人笔蘸朱砂，“自书丹于碑”（《后汉书·蔡邕列传》卷90）。再由艺人工匠依文镌刻在统一定制的巨大石碑上。整个工程历时九年，共刻石碑46座，全部碑文约20万字。据《后汉书》李贤注引《洛阳记》载，碑文刻好后，立于东京洛阳城南太学门外讲堂之前。讲堂长十丈，宽二丈，两面纵行竖立《尚书》《周易》《公羊传》石碑28座；堂前南面横立《礼记》石碑15座；东面纵行竖立《论语》石碑3座。每座碑高约1丈，宽4尺，上有瓦屋覆盖，四边有栏杆护围，非常气派。当时人们将这些碑刻经文称为“石经”。为了与曹魏正始年间的碑刻经书相区别，后人又称它为“熹平石经”（图1）。“熹平石经”的刊立，可以说在当时出现了轰动效应，文人土大夫们本着对儒学经文的渴求与执着趋之若鹜，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后汉书·蔡邕列传》有言：“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捐赠天堂，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
足可见张小攀，“熹平石经”历史性的伟大发明，实践了“文章典籍有其统宗，而学术人心得所规范”的举措（章学成《文史通议·外篇一》卷6）。可以说是对典籍文体和文字进行双重规范的先例，对后来曹魏时期的正始《三体石经》、五代时的《蜀石经》、唐文宗时的《开成石经》、北宋时的《嘉祐石经》、南宋时的《宋高宗御书石经》（《绍兴御书石经》）以及《清石经》的启迪和刊刻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对颂扬和光大华夏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和人文底蕴起到了承上启下、不同凡响的作用入江陵介。

图1 《熹平石经》拓片（局部）
二
《熹平石经》的内容，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并《公羊》《论语》二传。通常说法，《熹平石经》也称《一体石经》。根据王国维考证，每碑一面约35行，每行75字左右，为标准的八分体隶书。如在汉魏洛阳城南郊太学遗址附近村庄出土过《熹平石经》多方，其中有《尚书》残石二方。一石系1962年出土，地点在偃师县佃庄公社东大郊大队第十生产队（亦称太学村）。残石两面均有经文，上端是9.5厘米的空额，下为《尧典》《舜典》两篇经文。阴面约长31厘米，宽36厘米，比阳面略大。经勘校为《舜典》《皋陶谟》《益稷》的部分校记。另一石，于1968年出土，地点同上，系《皋陶谟》《益稷》《禹贡》三篇的部分经文。6278残石正面经文十二行，以第一行“明扬”二字，此经文当为《尧典》。
再以西安碑林藏《熹平石经·周易残石》为例，《熹平石经·周易残石》其中一块呈斜方形残断面，高33厘米，宽56厘米，两面均刻《周易》文一段。一面为《家人》至《归妹》十八卦，存27行，共246字。另一面为《文言》和《说卦》，存11行，101字。堪称为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出土汉石经残石中字数最多的一块。据说：《熹平石经·周易残石》于1920年代出土，起先为于右任先生购藏。几经转手，1952年由富平县入藏西安碑林。《周易残石》现存347字。毋庸置疑，《熹平石经·周易残石》从经学和艺术方面而言，保存了《周易》的文化经典，为校正经学文字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闪现出汉代书法艺术的绚丽光彩。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评曰：“东汉书学以中郞（蔡邕）为最，而石经尤其得意之作，故为‘两汉之冠’”。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载：“《石经》精美，为中郞之笔。”故宫博物院的马衡为《周易残石》跋文曰：“此诚旷代之瑰宝矣。”足见《熹平石经》显示出儒家经文与书法艺术双璧的艺术魅力。
诚然，《熹平石经》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石刻本，为校对版本、规范文字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此拉开了历史上以多部经典文献为内容的大规模刻石的序幕。况且，其精美的字体、严谨的结构也是研究汉代书法史的重要资料和宝贵财富。从出土的石碑经文可以看出，经文是汉代大书法家蔡邕等人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手写的，绚丽的书艺为后来学习书法的人们提供了结构优美、气势磅礴的隶书典范。历代研究书法的文人雅士均视石经拓本为艺林罕见之宝，并奉为圭臬。试以《周易》经石为例，其结构方正方琼个人资料，字字中规入矩，一丝不苟，点画布置之匀称工稳，可谓笔法精丽、无懈可击。换句话说，蔡邕“石经”用笔以方为主，方圆兼备，刚柔相济，端美雄健，雍容典雅，锐气内蕴，恢宏如宫殿庙堂。正如梁武帝《书评》云：“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石经是两汉书法的总结。”《熹平石经》集汉隶之大成，不仅在当时被奉为书法典范，而且历代流传，至深且远。从书法史角度解析，汉字字体由隶变楷的过渡，《熹平石经》起到了桥梁的作用，石经的笔法神韵潜移默化地使隶书转变为楷书的时机应运而生。
三
汉魏石经的另一品类《正始石经》（图2），曹魏正始二年（241年）始立，共有经石28碑。据说当时此石经治好后立于太学门外《熹平石经》的西侧。从出土石经显示，《正始石经》经文石刻有《尚书》《春秋》和《左传》（未刊全）三部经书。因碑文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文字书写，所以又称《三体石经》。令人遗憾的是，《正始石经》的命运和《熹平石经》一样，均遭受了自然或人为的“风云变换“的洗礼，历经当时达官显贵者的捉弄。
关于《三体石经》的出土和遗存，唐宋时期有各式各样的故事和传奇。而罗振玉对《三体石经》出土的考察和研究活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其在《魏三字石经〈尚书〉残石跋》说：“正始石经《尚书·君奭》篇残字百二十言，全字百有十，半字十有二。光绪中叶出洛阳，寻归黄县丁氏。三体石经之传人间者仅此片断耳。”据有关资料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年），洛阳再次出土三体石经《尚书·君奭》《尚书·无逸》《春秋·僖公》《春秋·文公》等残石。《尚书·君奭》开篇为：周公若曰：“君奭！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以后不久，又得《尚书·多士》与《春秋·文公》经残石，均系表里书，这是迄今为止石经出土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一次。
至于对《三体石经》的探索与研究，早在一千多年前便已开了题跋石经拓本的先河。郭忠恕《汉简》卷七《略叙》便有“唐开元十三纸”的阐述。到了清代，统治者多方笼络文人，陈艳茜奖掖学术，学风日盛，经学重新得到学者的重视。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三体石经》又重新走进了文人士大夫的视野。对石经源流的考订是这一时期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其中成绩卓著者主要有罗掁玉、王国维、杭世骏、王献唐和章太炎等几位先贤。碑文经章太炎考勘为邯郸淳所书。
值得一提的是普京吧，《后汉书卷八·孝灵帝纪第八》载：“熹平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而到了《后汉书·儒林列传》言：“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是误以《熹平石经》为三体字。后来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遂因之骨头收集者。固此，学界为文作章，引经据典应当谨之慎之，切莫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以免贻笑大方。

图2《正始石经》拓片（局部）
小结
综上所述愚人食盐，源远流长、震古烁今的汉灵帝《熹平石经》和曹魏《正始石经》，堪称为意趣浓厚的文化精髓和气韵十足的书法艺术。也可以说是传承我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催化剂或里程碑。《熹平石经》是“一体石经”，堪称为“馆阁体”之滥觞。其刊刻在汉灵帝时期，反映了汉魏时崇尚“五经”儒家经典的哲学思想和治学态度，展示了辞赋家、书法家蔡邕的隶书风采；《正始石经》是“三体石经”，有古文、篆、隶三体，相传书者为三国时期书法高手，有卫觊、邯郸淳和嵇康等。此石经刻于魏帝曹芳时期。《正始石经》均刊刻有《尚书》《春秋》等文化经典，同时以三体书法形式展现了当时书法名家的艺术魅力。实践证明，魏石经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书法艺术神韵，可称为至高无上的艺术瑰宝，折射出了先贤们亘古未有的远见卓识和艺术风采，必将彪炳史册，流传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