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衰微和新兴的抗争—— 万历十五年 的历史镜鉴》-悦读经典读书会

万历十五年，作为大明王朝的一个缩影，也可以说是明朝衰落的一个瞬间，打开这个历史的小缺口，能发现很多问题的症结所在。本书的英译名为“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在万历十五年间，表面上四海升平、河清海晏。但随着海瑞、戚继光等文臣武将相继去世，明王朝所暴露出的问题也日益严重。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日渐式微的是西方国家的突飞猛进。在兴叹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一百多年间，作者提出，或许从1587年就可以窥见那些祸患的种子。
全书通过记叙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首辅张居正、官员海瑞、将领戚继光及哲学家李贽六位人物的生平，插入大量史实以及对历史的反思及批判，加入中西和古今的对比，在大历史观的角度下，“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真切地分析了明王朝的文官组织、武官的地位、以道德代替法律的问题、皇帝怠政、宗教问题、因循守旧及思想僵化、阴阳之术、官吏制度、贪腐问题、权力制约等一系列弊病及问题，共八个核心，三个重点。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非常严谨的学术作品，又带点的小说的梦幻色彩，文中的故事带着一点焦虑，一点哀凉，最后奔向早就预料到的结尾，令人沮丧，又有一点偏偏如此的宿命。读史使人明智，这本书，言有尽而意无穷，娓娓道来一个衰落和新兴抗争的故事，引人深思。
充斥矛盾的文官集团
文管组织的系统庞杂，牵涉甚广，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京官与地方官的矛盾。万历时期，全国的文官大概有两万人，分管全国一千一百多个县。在中央集权的影响下，权力一级一级向上交付，最后交到皇帝手里。虽然中央集权到明清时期发展到顶峰，但皇帝作为一个国家权力的象征，并不是事无巨细都要管理。因此，地方官员的权力有较大的自主性，权力监管限制不多，可以征收常例补贴私用。而京官没有征收常例的机会，全靠各省地方官员以礼仪为名所赠的津贴。尤其是考核地方官的那一年，“收租”的行为更甚。所谓“天高皇帝远”，就是这个道理。京官作为官员中的优秀分子，协管地方呈报给中央的事宜。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整个文官集团更才是真正的国家管理者，早已不是单纯地行政工具。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谈到：“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只能叫做事件或者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政治是出于公的，在公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恰到好处的节限。”
第二，文官与皇帝的纷争。而文官集团又有双重性格，操作着一套自己的阴阳之术。所谓阴阳之术，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大多数官员，既有浸润孔孟之道多年的仁义之心，也面对体制的不足带来的金钱的诱惑。受社会背景的影响，“升官”总是和“发财”联系在一起，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发财的一种机会。有时候整个文官集团并不是一个团结的整体：有的人利用权力大肆敛财；有的人取了一部分额外收入保持生活水平；而还有一部分极端的人不取一分一毫，比如颇受人民爱戴的海瑞。由于钱财和政治观点的不同，会造成相当大的矛盾。比如张居正死后没多久，朝堂上就出现了“反张派”和“拥张派”方敏雅。不断发酵或者可以说“清算”张居正的言行。最终发展为剪除“张居正党羽”的后果。而且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乡谊、年谊、姻谊以及师徒之谊等等）使他们结成小团体。利益的不同导致很多派别的冲突和矛盾。但是面对一些重大的事件时，文官集团还是保持一致的。比如，在立储方面保持一致态度，绝不废长立幼。而皇帝心爱的郑贵妃之子常洵不能被立为太子，也是万历怠政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在描写万历皇帝的爱情与立储问题时（参见中华书局版37页）既写出了历史的复杂之处，更关键的是，充满了人道、人性的关怀。这也是本书的动人之处。虽然首辅申时行做了多次的调和，以温和的语言和态度劝诫他，使万历的言行能够符合文官的期望。但于事无补。万历找不出合适的理由立常洵为太子，抗争失败，则开启了长达28年消极怠政的生涯。他拒绝上朝会见大臣，拒绝任命官员，而大明帝国因之走向越来越混乱无序的深渊。而历史也似乎忘却了在“从此君王不早朝”以前，万历也曾经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励精图治的有作为的君主。
第三，文官与武官的斗争。像海瑞作为一个极“阳”的官员。特立独行，与贪官污吏抗争的同时，也陷入了与文官集体的斗争。文官集团不满海瑞把地方事务弄得翻天覆地，不断上书弹劾。因忌惮海瑞在民间的地位，将其“明升暗降”，作为全体官员清廉爱民的榜样而束之高堂。最终，海瑞在万历十五年辞世，带着将尽未尽的心愿。
同为朝廷官员的武官，就没有文官那么高的地位了。宋朝以来重文轻武的传统延续到明朝。军官完全是一个世袭的阶层，被认为仅具打斗之长，得不到文官的信任。而其中的佼佼者——戚继光在万历年间逐渐“文”化，才得到文官的刮目相看和交往。在作者的笔下，海瑞和戚继光是两个极端，一个是总是越出体制，一个是带着镣铐跳舞。
第四，文官与宦官的纷争。明中期，内阁地位迅速上升，逐渐成为国家政治的核心，凌驾于六部之上。皇帝身边的司礼监太监作为皇帝的身边人，深受皇帝的信任。两股力量的结合，基本上可以控制整个朝政的进程。比如张居正和冯保的结合，有利于新政的推行，但两股势力如果互相斗争的话，尤其是当皇帝不再信任朝臣的情况下，太监乱政的情况就很有可能发生。
作者在谴责文官制度弊病的同时，更想说明的是——国家制度对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好的体制，是国家飞速发展的必要保证。由于文官集团的制约，连“皇权至上”的皇帝也不能随心所欲。那些想有所作为的官员，无不是因为打破了文官集团的平衡或者触犯了其利益而遭到反对，不得善终。而文官集团的因循守旧，思想落后以及“阴”的一面胜利之日，都是阻碍社会发展和国家制度改革的重要方面。其奉行的一贯原则：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遏制个人的特长。使新兴的火苗还没有壮大，就被北风熄灭了。毫无疑问，这阵北风，一直在文官集团内部盘旋。
以道德代替法律的意识形态
黄仁宇说：“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为高层机构以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的农村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从强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前所未有。”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只是明朝的经济、政治已经高度复杂化，但仍然烤单一的道德意识形态，而没有健全的法律意识形态，是主要原因。
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县的治安管理上出现了问题，京官们并不会追究事件的罪魁祸首。因为由于人力物力的原因，可能会与真相有偏差，所以责成地方官员的品行有问题。简言之，本朝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也有翻译成道德上的问题。再比如，对首辅申时行的攻击，都是从一些小事出发：一种谐音的讽刺、一个考题的不当、一句经书的解释。假以时日，小事逐渐转化成大事，细枝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为整个道德问题，足以形成撼动大树之势。
四书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整个国家好似“以德治国”。法律体系没有得到相应的完善，有时候案件是官员依据“情理”审核而定，而弥补证据和法律上的不足。官府衙门除了对刑事案件必须做出断然处置之外，很少能注意到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纠纷维持公允。书中也提到说，如果存在有效的商业法律，可以促进商业的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明帝国是由几百个农村聚合而成的社会。所以明朝法律的重点在于对农民的治理，很少有涉及商业的条文。古代中国以农业为基础，加之主流的儒家思想的支持，“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影响，商业发展缓慢也是情理之中。
不得不提的一个人，作者给他的标签为“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在我看来，他更像一个痛苦的游走在边缘的局外人。他著书立说中的自相矛盾，他不承认女性的天赋低劣，但同时，褒扬寡妇的守节，让人看不出他所提倡的宗旨，也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他为人处世上的矛盾。李贽表面上看似离经叛道，但其实仍是一个儒家的信徒。他对地主官僚也有批判，又不得不依靠地主绅士的周济维持生活。他想冲破当前的社会制度，又无法找到出路，通过他所著的《焚书》、《藏书》，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知识分子的挫败及其深度。
而诸如上文所提到的“借谐音讽喻、匿名揭帖”等事情，混合阴阳，及以上种种，造成了法律和道德的脱节。治理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如果不依靠周密详实的法律体系，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信条僵化造成官员贪腐，整个社会衰败落后，早就沦为半瘫痪状态的法律也无法弥补这一缺陷。
除了商业法律体系的缺失，在军事管理方面的欠缺、军备废弛、组织低能、装备落后、配给混乱、一大部分高级将领缺乏谋略，是导致后来清兵灭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俞大猷提出的有益的建议，军队现代化的计划，兵精械利。由于涉及到政治问题甚至触动整个国家的体制而没有被采纳，这是创新武将的失败。相反，戚继光提出的改良由于比较现实，操作可行，加上张居正的支持和信赖，反而收获了很好的效果。
由此而知，提出较为激进的新兴的改革方案，在明帝国，脱离了时代，往往得不到支持，或者在从上至下逐级施行的时候，因为人为因素而收不到显著的效果。即使是张居正这样权倾朝野的首辅，在推行“万历新政”，大力整肃吏治、裁剪开支、清丈土地、改革税制、整顿军务方面有所作为，但因触犯了官僚地主的利益，死后被抄家，削夺官秩。
大明王朝，甚至以前的所有王朝，终究是人治的时代，所以“人”的局限，就不可避免。人治的核心——皇帝，终究也是个人而并非神，即使他的旨意被称为圣旨也无法说明他的判断真正地高于常人。为了凸显神权色彩，“君权神授”来自于宗教，正是这种权利，使他成为决断人间事宜的最大权威。而万历作为一个“守成之君”的不作为，文官集团即使能依照强大的惯性维持整个帝国的运转，也再难使其逃离衰落的噩运。
法制红槐花能吃吗，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促进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汉谟拉比法典、拿破仑的民法典、罗马法因其体现的司法精神、相对缜密宏大的体系和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功效，成为世界宝贵的遗产。我国不断强调的法制精神和法律体系之日益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法制进程不断加快速度，日臻完善。
弥漫官场的贪腐之风
明朝开国的时候，朱元璋为整治贪官污吏采取严格的制度保障，通过严刑峻法、酷刑威慑、特务监视、百姓检举严厉打击行贿受贿等贪污行为，但这只是一种扬汤止沸的做法。
官吏贪腐的根本原因有两点：第一，金钱的匮乏，以及对金钱的贪欲。明朝时期，大大小小的官员的俸禄都很低微，基本上只够应付日常开销。而吏的俸禄就更加微薄，勉强糊口而已。第二，权力的自主性比较大。特权一旦和贪欲结合在一起，即便法律严苛，也难怪总有人铤而走险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时期所推崇的廉洁风气不再，治理贪污的法律，形同一纸空文。海瑞的兴利除弊，治理贪污，因为触犯了整个文官集团的利益，阻力非常大。在其备受排挤的晚年，不由得兴叹，为何做官？是出于“恻隐和义愤”。书上说：“在君子的精神世界里，出仕做官仅仅是为了取得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张居正在《张太岳集》里也说过：“苟利国家，生死以之。”清明的政治，才会推动经济的发展。而贪污就像蛀虫，一棵大树被蛀虫掏空了的时候，海瑞作为一个孤独的啄木鸟，难免时常感到迷茫。而这棵大树，注定不能走得太远。事实证明，相比于唐宋元清这四个朝代，只有明朝是彻底地从里面烂掉的，其他的几个朝代，都是内忧外患兼作。即使没有清兵入关，明朝终究被别的势力淹没。
治理贪腐，在古代有例可循。比如，高薪养廉：政府发放大量“养廉银”补贴官员。《管子》有言，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一定程度确实起到了“抑腐”的作用。但并不治本，“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完善立法。一位牧师说，“人其实是一只带着计算机的狼”，会算计，得不偿失的事，很少有人愿意做的。依据国情，健全法制，让想贪的人不敢贪。健全权力监督管理体制，清除侥幸心理 。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官员，及社会公民的思想建设，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心正，行才正。贪腐问题终究是人的问题，历代都有，我们的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出现《人民的名义》这样的电视剧。
那么，明朝问题的根源在哪？文中提到，“明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践，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他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让不过是空中楼阁。”也就是说，明代国家机器的运转，并不是像明面上那些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的，官员们，有心照不宣的另一套规则，即“潜规则”——不明说的规矩，却是整个体制运行的核心法则。依靠手中的权力压榨百姓，排除异己。比如俸禄不足，征收常例，京官“收租”。还有，申时行上书皇帝自己未曾参与群臣的上书而受到文官集团的排挤弹劾。说白了，首辅的潜规则就是作为群臣的代表进言奉劝皇帝，使其言行符合群臣的期望和设想。一旦在关键问题上，首辅的规劝不能达到目的，比如立储问题。文官集团就会有非议。时间一长，问题仍不能解决，矛盾越来越多，那么，首辅被弹劾就不可避免。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历史唯心主义所认为的，历史是由英雄创造的，是错误的。书中强调，治国理政的，都是有名有姓的杰出人才。而百姓，被称之为“愚民”，是通过乡绅的引导而生活。《万历十五年》突出的问题，就是忽视人民的力量。或者说，忽视了官僚集团和农民集团的联系。历史浩渺，作为改朝换代的中坚力量，作为国家建立的基础，作为官吏薅羊毛出处的羊群，书中少有提及人民的力量。而忽视人民，乃至鱼肉人民，最终导致的“官逼民反”的下场也就不足为奇。作者列出六个关键人物，详细地描述了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关系、文官和武官的联系、文官集体内部的矛盾与联系，但是并没有说明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联系。而明灭的症结，恰恰，出在这里。统治集团剥削压迫，农民的不堪重负。张居正的新政、海瑞的“鱼肉官员”，无非就是想调节两者的利益，让这个帝国能平稳运行下去。而官吏的食古不化，尸位素餐，着实让人心寒。
人民作为一个核心的名词，没有纳入书中详细谈论。在古代社会，底层人民一直被当做“愚民”对待，他们按照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生存，在当地的官绅引导下尊崇礼仪，艰辛生存。“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种现实条件下又无可奈何当尼采哭泣。统治集团使用特权搜刮民脂民膏，因大权在握而使得这种薅羊毛的行为合法化。明太祖朱元璋提出的治理贪污的第四个核心，百姓上诉。成本高、风险大、胜诉率低，可行性非常小。而被统治者也有一个惯性，就是——忍耐脸盆网。忍耐维持着百姓的日常运转。像鲁迅先生提及的“中年闰土”一样，面对苛捐杂税，苦着一张脸，苦着生活，但还是忍下来了。人民也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那些“大老爷们”，作威作福是应该的。人民固然喜爱清官，清官一走，百里相送的事情常被记录在史册，成为评价官员政绩的亮点。但是清官少之又少。“公则民不敢慢，张炘炀廉则吏不敢欺”的官诫，挂在嘴边，写在纸上。“苛政猛于虎”的警世之言犹在，难托力行。直到忍无可忍，被统治集团彻底踢翻了饭碗，抢走了粮食，一场运动无可避免，成败难论。
现代的社会，打破了这一点，民主化，自由化，天赋人权，公平正义，各种观点百花齐放。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未来依然伴随着充满矛盾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但这好像是故事发展所必须的，有冲突，才有故事，有发展，乃至结局。而结局过后，不管会有冲突，推进着历史的发展。
全书通过人物传记的方式呈现，每个传记里又勾连不断地提起其他几位传主。前后呼应，左右相接。整本书浑然一体，没有分列传主的支离感。大故事套着小故事，在阐述事实的时候融入情理、评论与比较，没有照本宣科的枯燥，反而让人读之津津有味。叙事十分细致，在讲解细节方面十分到位，情感真实。比如在讲述皇帝“亲耕”的时候，需要为皇帝配备哪些工具，需要注意哪些礼仪，官方怎么安排水谷幸也，百姓怎么配合，皇帝应该干什么，以及亲耕收到的效果和意义，作者不吝笔墨悉心刻画，读来非常有画面感和代入感。
六个传主，黄仁宇给了六个形容词，但并不脸谱化。他用“以点带面”、“管中窥豹”的研究方法1587年作为“历史之国”、“未来之国”的纽带，利用文官与武官、君与臣、制度与思想的对比联系中选取典型人物。每个人物都与血有肉，有阴有阳，很饱满。而我在高中课本中所学到的高度概括的历史评价，往往像标签一样定义历史人物。多读书，触摸真实的历史，而不是别人各种调料炒好的一道佳肴，更加重要。在结论方面，力求透过现象看本质，历史大事的结论一针见血，有前瞻性，而不是专门写一些没有建设性的琐事。
别具匠心地选择1587年这个时间节点。以无关紧要的“历史日常”代替了以往历史讲述的“大事记”模式。这部著作在当时是一部非典型化的历史著作，但它的内涵却是非常典型化的。即从“太平盛世”窥见“末世端倪”，这正是历史研究的精要所在。从历史的后知后觉中，发现历史教训，服务于未来与当下社会。
此前，大明帝国风风雨雨中走了两百年。万历年间，虽然有张居正主持新政带来的新兴的变化，也曾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最终不敌早已僵化的体制和明哲保身的官员，在其死后，新政就被叫停。本来缓慢发展的帝国最终陷入了僵局，再也没有逆转的趋势。黄仁宇指出了明朝运转的弊病所在，但并没有说明系统地阐述，点明因由，指出病根在哪里。面对并入膏肓的国家，他开出的药方是“数目字管理”。作者提出了相应的属于资本主义的商业管理方法治国理政。但这种办法与国情民情不适应，脱离了时代背景，也难发挥功效。
在明朝走到末端的崇祯皇帝，历史有一个著名的问题就是，崇祯皇帝那么勤政，为何明朝还是灭亡了？一个有趣的回答是——有的大学生考试前通宵复习，为什么最终还是挂科了？两个问题一个道理，学习积累在平时，治国理政也不在一时。崇祯皇帝多疑，善妒，暴躁、爱折腾，袁崇焕等功臣良将都直接间接被他整死，他与文官集团的关系也极差。崇祯死后，东林党人评价他说：“独夫民贼，何足道哉！” 大厦之将倾，而崇祯的所作所为充分说明了他不是那个力挽狂澜的人。
可以说，这些与衰落抗争的新兴之势，最后都被扼杀恶了。而明帝国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无数仁人志士拿出的解决方法都值得现在的人们思考。到底，怎样治国理政才是最好范本，我们的人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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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蔡雪
编辑|张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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