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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名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罗振玉-明圆书院

全部文章 admin 2018-06-18 116 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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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名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罗振玉-明圆书院

国学大家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罗振玉


罗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晚号贞松老人、松翁。 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
中国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
对中国科学、文化、学术颇有贡献,参与开拓中国的现代农学、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开展汉晋木简的考究、倡导古明器研究。
罗振玉——生平简介
罗振玉(1866年一1940年),祖籍浙江上虞,出生于江苏淮安,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曾参预制造伪满洲国活动。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15岁学作诗词,16岁中秀才。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20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
1900年秋,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政府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眷逃亡日本京都。期间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菁华》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及《流沙坠简考释》。
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举办京旗赈灾事务。
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1924年应清废帝所召,入值南书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他与陈宝琛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
1925年使馆庇护下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
1928年末,迁居旅顺。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
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翌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种跳舞机脚谱,刊印书籍500种以上。
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
1940年5月14日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罗振玉——成就贡献
甲骨研究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
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超昂闪忍,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文做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 《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伊宁市三中,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敦煌学术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中,无数学者为这门显学奉献了毕生精力。而随着南博31件敦煌文献的发现,金石大家罗振玉对敦煌学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敦煌学的奠基人就是罗振玉。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辨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钱今凡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日落卡门,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四部书写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
鉴藏大家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
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
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
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我国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魔性の潮。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
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库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
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
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称山海之富。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贡献巨大。1922年购原历史博物馆卖出旧书9 000袋15万斤大内文书,建"库书楼"以藏。私人藏书丰富,先后收藏了广东孔广陶藏书,在日本期间,亦购买古籍众多。收藏有《永乐大典》残本数册。因收藏南北朝的写本《大云无想经》,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大云书库",另有藏书处曰"唐风楼" 、"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玉简斋"、"楚雨楼"、"殷礼在斯堂"、"面城精舍"等。书目有《大云书库目录》2册;《罗氏藏书目录》,著录3 584部图书,3万余册,由王国维撰定。《唐风楼书目》1册,著录藏书1 094种,11 836册。东北解放后,罗继祖兄弟禀承祖母之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一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约有1万余册。刊刻古籍600余种,丛书有近20种。编《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等。
罗振玉——人物评价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康洪涛博客。"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