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南诏大理，天下唯藏（下）-芷蘭齋

曾经的馆舍
有意思的是，云南省图除了有历史文献阅览室，另外还单设善本阅览室。计主任说，这个阅览室一般不对外开放，只是有特殊需求时，才会在此观览。而她的办公室也设在这个阅览室之内。

善本阅览室

雅静
走进该室，果真典雅异常，里面摆放的是一些精致的红木家具，而其所用屏风也是一种刺绣品。其实最让我感兴趣者，则是沿墙摆放着的一排书架，这个书架内陈列着一部《古今图书集成》，从函套的颜色以及书根的写法，我立即断定其版本乃是光绪末年上海同文书局的大石印本。计主任夸赞我眼力好，不用翻书就能断定版本。其实这源于我也藏有几函该书，其外观的颜色与此一模一样，由此而让我断定当年同文书局制作的该书，其书根和函套也是一并由同文书局所完成者。

《古今图书集成》
虽然这只是一部石印本，然而其特殊的境遇却令该书流传不广。光绪年间，某国赠送给中国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按照外交礼节，中国政府也应当要有对等的回赠，于是有大臣给皇帝出主意说，《古今图书集成》的性质也跟西方的百科全书相同。但当年此书的铜活字本仅制作了64部，到了光绪末年，这部书的原版已经很难觅得，显然不能以此书作为回赠的礼品，于是该书就由上海的同文书局负责影印一百部。

石印本
该局制作完其中的50部后，将其运送到了北京，皇帝将这部大石印本作为礼物赏赐给多国使者，而今这些书也成为了一些国外图书馆的珍藏之物。然而同文书局在完成另外50部时，却因意外失火而全部烧毁，因此，同文书局版的《古今图书集成》存世量仅为50部，并且这50部书又大多藏在国外，故而该书在国内并不多见。二十余年的古籍拍卖会中，这部《古今图书集成》仅上拍过一些零本，而今我在这里看到完整的一大套，其兴奋之情可想而知。

典雅
而后计主任跟本馆的善本部副主任颜老师一同带我进入善本书库。本库乃是现代化的设计方式，地面上布满导轨，全部安放着金属的集成书柜。这样的书柜可以充分利用仓库的空间，我所看过的不少书库都会采用这种方式。其实这种书柜也有一个弊端，就是其所用的金属材质令书不透气，一旦有潮气浸入，就会令古籍生虫。颜主任说，她们在设计之初就考虑过这个问题。接着她摇开书架，打开几橱，到此时我方看到，原来该馆在金属书柜之内，另有精致的樟木箱，而这种箱子确实能够起到防虫的作用。

善本书库
参观完整体环境，我坐在阅览桌旁想看一些该馆的特色藏品。在北京开会时，王水乔馆长所作讲话中提到了一些该馆的珍藏之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是北元刻本。当年朱元璋打败元朝建立了大明，其实他并没有将元朝彻底消灭，只是将其赶到了北方大漠，元朝政权依然存在，后世为了称呼上的方便，把与明朝并立的元朝称之为“北元”。其实，朱元璋也想彻底消灭元朝，曾在宣光元年派出15万大军征讨北元，后以失败告终，故北元政权一直存在到了明末。

在这里看书
我对北元的历史知之甚少，而与之相关的书则从未见过，这次来到云南省图，我最想看的善本之一，就是这部北元本。而颜主任迅速地将该书调出。我所见者乃是一册佛经，其刊刻风格确实是宋元味道，而该经的卷尾确实有墨笔所书“宣光六年”字样，虽然这不是刻款儿，然而有宣光年号之书极其稀见。

宣光六年款儿的刻经
南明政权也跟云南有着较大的关系。永历帝在此长达16年，然其所刻之书却流传稀见龙之家族，而我在这里看到了永历六年所刻的一部《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此经的卷尾有碑形牌记，上面刊刻着明确的年款儿。二十余年来，永历刻本我在市面上仅见过一部，而所见者与该部颇为类似，也同样是永历六年所刻之经，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年的刻经能够流传下来，也许是一种巧合吧。

南明永历六年刻经
约三十年前，有些专家在云南馆看书之时，发现了几十本从未见著录的佛经，这些佛经的版本是以往所不曾了解者，经过相关专家的论证，最终定为《元官藏》，此后过了二十余年独臂刀客，罗惠美市面上又流传出十几册《元官藏》，其行款、用纸与云南馆所藏完全相同。这批新出现的《元官藏》大多被国家图书馆买得，流散出的几本则分藏于几位爱书人手中，我也得到了其中的一册。我来到云南馆，当然想看看他们馆所藏的这些《元官藏》，毕竟该藏的首次发现就是由此馆而起者。颜主任调出了一册，从该经的装帧我就感觉到与市面流传者完全一样，看来当年《元官藏》甫一制作完成，就是如此的模样。看到了云南馆的所藏，让我对《元官藏》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元官藏
在这里看到了一册瓷青地儿泥金写本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四，该经封面有一段题记宋茶茶，其写明为“元释福裕金书”。看到这几个字后，让我颇感熟悉。前几年北京的李阳泉先生印制了一册雪庭福裕所书泥金写本的该经，我没来得及核对，但隐隐感到，他所印者恐怕就是以云南馆所藏为底本者。雪庭福裕大师对少林寺的振兴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李阳泉兄则是拜当年少林寺大和尚释永信为师，这也正是他影印该经的缘由，而今我在这里看到了原物，顿生一种亲切之感。

雪庭福裕写经
丽江木府乃是今日热闹的旅游景点，然该府却曾是藏书重地，对于这一点似乎少有人知，故而我来到云南省图，希望看到与之相关之书。颜主任给我调出的一册，乃是丽江木公所著，刊刻于明嘉靖年间。明嘉靖刻本已然成为了爱书人追求的专题之一，故嘉靖所刻之本一望即知。然而如此的观风望气却在这部书前失效，因为其刊刻字体与寻常所见嘉靖体完全不同，该书的字体风格更像是宋版书的一种变体，看来当年云南所刻之书并未受到中原刻书风格的太大影响，这也正是其独特之处。

丽江木公所著《雪山庚子稿》
以珍贵程度论，该馆所藏最重要者乃是《护国司南抄》。1965年8月，大理州凤仪北汤天董氏宗祠内发现了一批南诏大理写本佛经，这批佛经的发现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万晨曦，其中的这卷《护国司南抄》为南诏安国圣治六年写本，其相当于唐昭宗乾宁元年。这等早期的写经除了敦煌文献，难有能够与之媲美者。而计主任对此也特别看重，在看此经时，她慎重地让我戴上了手套，虽然我一向对图书馆戴手套这事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戴上手套之后对纸张的把握会缺少质感，而更为重要者，则是手指变得不那么灵活，往往容易损伤珍贵的原物，但计主任一脸的严肃，让我不得不言听计从。

南诏写经
眼前的这卷经，其书写风格与用纸确实与敦煌文献不同，这样的纸张我以前却未曾留意过。其实云南写书所用之纸，在《五代会要》中有记录，上面称这种纸张“厚硬如皮”，并且“为滇中纸最坚，其坚与绢素敌”，但眼前所见的这卷经，其用纸似乎没有那么结实。当然，我决不敢贸然地试一试它究竟是不是如《五代会要》形容的那样。
然而对于这种纸张的特性，李孝友在《云南书林史话》一书中却有着如下的描述：“再从这批云南古老的写本书——南诏大理写经的载体纸质方面看，纸张既类似于敦煌发现的唐代卷子纸和宋代的‘藏经纸’嫔妃这职业，但又有所不同，纸色黄褐如茶，略有绵性，质地较厚，不透明，多数经卷的纸张还用黄檗水浸过，即经过‘入潢’加工，故千余年来未见虫眼蠹蚀。这些写本书的载体所用的纸张，是在四川先进造纸技术的影响下，南诏就地取材，利用滇西一带所产的构皮树做原料，并发挥从四川掳掠来的造纸匠的技术才能，生产出大量的绵纸。”

金属书架里是樟木箱

摆放方式
但我觉得长子鼓书，李孝友的所言乃是从整批发现的南诏大理写经来说者，单纯论眼前见到的这一件，似乎并未进行过“入潢”加工，但不管怎么说，能看到这么久远的特殊写本，还是令自己有些小激动。
《出切行韵》不分卷，这本书也很难得，因为该书的卷尾有如下一行——“洪化已未岁仲春印一卷未闻书”。清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在衡阳称帝，建国大周，此后他很快病逝，他的孙子吴世藩继任周皇帝，年号为“洪化”，而后他退守昆明。康熙二十年，清军平定云南，吴世藩坚守在五华山上，与清军对抗数月，最后悬梁自尽，故而洪化年仅存在了三年。然此年号无论是刻本还是写本都极其稀见，我仅藏有一册大周二年之书，而有洪化款儿的写本，也同样是我第一次得见。

洪化款儿所抄之书
在看书的过程中，计主任问我是否见过旋风装。我说当然，因为故宫藏有一件孤品，乃是故宫在典籍方面的镇库之宝。计主任笑着说，故宫的所藏确实难得，但说是孤本，却也未必。然后她拿出一卷写经，这卷写经品相较差，然而却保持了原装。她小心地将其打开，果真其装裱方式与寻常所见者完全不同。这卷经跟故宫所藏的那一件同样为反、正面均有字，而粘贴方式也与故宫所藏《刊谬补缺切韵》相仿，这种装帧方式十分稀见。仔细地将其翻看一过，我确认其的的确确是旋风装。当然，故宫的那一件也被一些学者称为龙麟装。且不管其名称如何，但其装帧手法，这两者的确如出一辙。可惜目录版本界少有人关注到云南省馆也藏有一件这样的特殊装帧之物，如果以此作为专题进行深入研究，肯定会有着更多的新发现。

奇特的旋风装
虽然看了这么多的珍宝，我却还惦记着未曾看到东巴文献展的遗憾，颜主任随即调出了几件让我来欣赏，其中之一则与我的所藏基本相像，可惜我对上面的文字完全不能释读。而颜主任则称，当地还有其他的一些少数民族文献。而我看后当然仍是一脸的茫然，但文献的保护并不是因为懂与不懂，更多的是存史的概念。云南馆藏有这么多难得的珍本，这不仅仅是让我开了眼，更多者是让我感觉到了：世界这么大，我想应当到更多的各地图书馆去看一看。

东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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