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统治者在宋哲宗继位后，派使臣勒索兰州，米脂等五寨-小侠说历史

要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是不容易。范纯仁也劝说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司马光一概不听，1086年三月，最终恢复了差役旧法。在对西夏政策上，司马光也完全改变了王安石的抵抗主张。西夏统治者在宋哲宗继位后，派使臣勒索兰州，米脂等五寨。司马光一口应允，并指责不赞成的大臣，是见小忘大，守近遗远，说是惜无用之地，会造成兵连不解的后患。司马光甚至主动提出，要把熙河一带也一并奉送给西夏，由于遭到反对，未能实行邓楚涵。在学术方面，司马光刚一执政，就要任用程颢，但程颢恰在这时病死，于是，就破格启用程颐河南府处士程颐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又擢任为崇政殿说书，为赵煦讲授儒学。
王安石
启用程颐的诏令说：孔子说举逸民，所以启用你，为洛阳人做个样式。吕公著在处理政务时，遇到疑难，也向程颐请问。程颐特别强调从思想上对王安石的新学进行清除，说介甫之学是于浮屠之术的大患，并说：今天新法之害事处，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没事，其学化革了人心，为害最甚。新法罢废后，司马光又改科举考试法，立九经，依照旧注讲说，不准用王安石的经义。元佑二年正月，高太后又采吕公著议，下诏：科举考试只许用古今诸儒之说。这样，从政治措施到文化思想等方面，守旧派完全消除了王安石变法的成果，一切又回到了旧有的体制。更为关键的是，元佑更化虽然纠正了熙丰变法中的部分弊病，误惹帝国总裁却在北宋后期政治上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影响到宋朝其后的政治局势与历史走向。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重用守旧派的官员，用来更改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措施。经过元佑更化之后，变法派的力量在朝廷中可以说是销声匿迹了，守旧派的大臣也就掌握了朝廷的大权。这些反变法的大臣本来就有着不同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利益，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里团结起来，只不过是因为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一反对王安石变法，将变法的各项施废除。当这个目的已经完成了的时候，原先隐藏在暗处的矛盾便逐渐地暴露出来，有着相同政治主张和政治利益的官员组成自己的小集团，也即朋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扭曲事实，颠倒是非。这样，在宋哲宗早期，朝廷里便出现了著名的蜀洛朔党争。司马光去世后，保守派内部失去了协调和震撼不同政见的领袖人物，保守派的成员就逐渐地以地域为主分化为蜀，洛，朔三党。
其中，蜀党以蜀学派的创始人苏轼为首，主要成员有苏辙和侍御史吕陶等人，洛党以理学派的创始人程颐为首，主要成员有朱广庭，贾易等人，以御史台官员结为朔党的人数是最多的，主要有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最先爆发冲突的是程颐和苏轼。程颐由于司马光，吕公著的推荐，进为崇政殿说书，为11岁的哲宗皇帝讲经学。程颐为人迂腐刻板，不懂得处理人际关系，对赵煦严加管教，甚至还进谏：要皇帝左右的宫人，内臣都选45岁以上厚重小心之人，伺候起居，皇帝动静都要让讲经的官员知道。程颐以老师自居，对赵煦正色训诫，又主张一切用古礼，中书舍人苏轼讥讽他不近人情。这样程颐和苏轼之间就结下了矛盾。元佑元年九月，保守派首领司马光病逝，而此时，朝廷的大臣却在为皇上颁布大赦诏令而举行朝贺。很多官员准备在庆礼结束之后去司马光家吊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