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尼尔||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童年-楚竹笔记

雅斯贝尔斯（1883年—1969年）
“你不能以普通的尺子来衡量我的生活......”
——雅斯贝尔斯《书信》1907年9月9日
雅斯贝尔斯
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年2月23日—1969年2月26日），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雅斯贝尔斯主要在探讨内在自我的现象学描述，及自我分析及自我考察等问题。他强调每个人存在的独特和自由性。
1883年出生于奥尔登堡的小家庭的雅斯贝尔斯，父亲是法学家。自幼对哲学感到兴趣，但因父亲的法学专业影响而入读大学的法律系。他很清楚知道自己不喜欢法律，1902年转读医学。
1909年在医学院毕业，到海德堡精神科病院工作。当时艾米·卡普林（Emil Kraepelin）已经在那里工作。雅斯贝尔斯对当时的医学界对精神病的研究方式很不满，立志要改善精神病学研究。1913年，他在海德堡大学得到临时心理学教师一职。后来，转为长期聘任，从此不返回临床工作岗位。
40岁的雅斯贝尔斯，从心理学转投哲学，并且扩展到精神病学的工作。他便成了鼎鼎大名的哲学家，在德国与欧洲享有盛名。1948年雅斯贝尔斯来到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工作。他在哲学界中仍然表现突出，直到1969年与世长辞。
纳粹上台后，雅思贝尔斯因妻子的犹太身份而受到当局的迫害，这位德国著名的哲学教授随即失去了工作，他的作品被禁止出版，他的妻子不想连累丈夫的学术前途而要求丈夫放弃自己，雅思贝尔斯回答说：“我如果这样做的话，我的全部哲学没有任何意义。”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童年
卡尔.雅斯贝尔斯诞生于德国北海岸附近的奥尔登堡。
北部的风光景色不仅影响了雅斯贝尔斯的精神，而且影响了他以后的著作。这里是一望无际的低湿的平原，寥寥几座矮丘点缀其间，令人视野开阔。“我站在这里，收入眼底的是天空、与天空相接的地平线和我站立的地方。天际是这样的坦坦荡荡、无边无垠啊。”奔腾不息的大海也是那样浩瀚无边，一眼望不到尽头。正是这种坦坦荡荡、无遮无拦、广阔无垠以及永不停息的运动构成了雅斯贝尔斯的理性的真正本质。
雅斯贝尔斯的先辈世世代代在这里定居。他的母系祖先唐茨恩从1300年到1950年共二十代人，其中大多是布加丁根和耶伏尔的农民，不少人从事过乡政事务。雅斯贝尔斯的母亲亨利特.唐茨恩于1862年出生于黑林(布加丁根)的一座大庄园里。
他的父系祖先多为农民、商人、牧师(曾祖父一辈有八个人当过下萨克森的郡长)。在法国占领期间，雅斯贝尔斯的曾祖父当过耶伏尔的市长并兼任布来梅一家商号(Delius&Co)的董事;在欧洲大陆对北美实行封锁时，通过捣弄走私生意而发了大财。他的祖父靠着所得的遗产，于1843年在耶伏尔的桑德村买下了桑德布什别墅。他在这幢别墅里住了二十多年，以后因为搬回耶伏尔才又卖掉它。1850年，雅斯贝尔斯的父亲卡尔·威廉·雅斯贝尔斯就出生在这幢别墅里。
耶伏尔和黑林是稚斯贝尔斯童年生活的两个神秘世界。在耶伏尔，祖父造了一幢宛如宫殿一般的住宅，房间高大宽敞、富丽堂皇，屋顶上绘就绚烂的图案。祖父在那儿生活得俨然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纵垮乡绅，终日无所事事，晚间戴着大礼帽和手套踱进酒馆同别人轻声闲聊，气宇轩昂地炫耀自己的全部财富，然而又常常表露出仲仲忧心。在他去世(1886)之前，他的儿子们已到了不得不竭力避免破产的地步。他们使他们的母亲，一个矮小的、由于心脏病而不能自如行动的女人，一直到死(1895)都还以为她一直能靠着这殷富家产的利息度日。家里的这位小孙儿对这些揪心的烦恼毫不知晓。由于祖父那种悠闲的生活方式和耶伏尔城的历史背景，耶伏尔城对雅斯贝尔斯来说犹如一个大世界的缩影。在这里，他感到“不可言状的幸福”。
外祖父唐茨恩是一个“近乎蛮不讲理的”、“严厉”而“专横”的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为了经营他的财产，他造了一座庄园。他是欧根·利希特的一个热情的追随者，当过奥尔登邦议会的议员。他的妻子是个“娴静温顺”的女人，但干起活来却有一股“坚韧不拔”的劲头。在外祖父去世(1893)之后，外祖母主持了这个庄园很长时间。在这个庄园里过的是一种“近乎远古”时代的古朴生活。园内六畜兴旺，到处弥漫着“一种纯净的、黑面包和鲜牛奶的气息”。人们都在家长制秩序的保护下干活。“我在上小学的头几年的圣经课上听到亚伯拉罕和海涅.玛姆勒的故事时，我感到仿佛在家中一般。”
除了耶伏尔这个“大世界”和黑林的“家长制生活”以外，在这个孩子面前还有一个奇异的、魔幻般的世界:大海。每年夏天家里都要到弗里斯兰岛去休养。“当我八、九岁第一次有意识地看到大海时，那番情景简直使我难以忘怀。我们那次去的是诺德奈岛。第一天傍晚时分，父亲带着我踏着落日的余辉在海边散步。海岸十分宽阔，从岸边到水边，我们走了长长的一段路，想不到这样长。渐渐地，我们看见一片潮湿的沙土在太阳的余辉下闪闪发光。海面上霞光道道，脚下的沙滩涌出无数珍奇瑰宝，从未见过的贝壳、水母和水藻：眼前的一切似乎是从无限遥远的地方魔幻般地骤然飘忽而至”，“我简直如醉如痴一般……”。
同上面两个世界相比，奥尔登堡城却令人感到压抑、沉闷。“灰濛濛的细雨、昏暗的玻璃窗、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堆、杂乱无章的建筑工地，这一切构成了这个城市的风貌。整个城市的外观装饰显得那样的杂乱、呆板。不仅如此，这个古老城市的精神也令人讨厌。我的心中只感到某种可怜的平庸、一种没有真正灵魂的、毫无生气的气氛。”这种没有伟绩的古朴——由于大公爵宫廷的存在而产生的这没有卓越精神的、仅仅可以炫耀的社会光彩——唤醒了一种渴望感，即渴望一个与奥尔登堡不同的家乡。
对孩提的雅斯贝尔斯来说，父母亲是他的楷模。
母亲一生都豪爽大方，她那“迷人的快乐情绪”给全家带来了生气。她操持家务，“不使用权力意志，而是以一种有意识的生活智慧和本能的交际手腕”，尤其难能的是她“总是那样宽容”，所有的人由于她的这种气度而凝聚在一起。她对一切精神活动都感兴趣，抽出时间读书、操琴。对孩子们的、甚至对陌生人的命运，她均认真地按照他们的习惯来对待，而决不充当“道德的仲裁者”。对孩子们，她有一种天然的理解。实际上她从不愿意去训导他们，而是想去理解他们。因此，尽管她只受过小学教育，但是她以后却竭力去读她儿子的著作;而对这些著作，做父亲的却一窍不通。她的儿子对她深情的爱一直到她死（1941)都仍然是那般的炽烈，毫无减弱。
父亲学的是法学，很早——二十九岁——就当上布加丁根的地方长官。为了能独立生活，他当了奥尔登借贷—储蓄所的董事并从1898年起独自经营。他又以银行经理的身份当上州议会议员，市议会的议长，并且担任了五十年之久的奥尔登堡玻璃厂董事长。
他的基本性格特征是团结、诚实和独立性。身为银行经理，他摒弃任何方式的投机，即使是银根吃紧的时候，他收的利息也从不超过百分之五。哪怕是三十马克这种最低数额的贷款申请，他都会一丝不苟地研究批准，纵然其中谈不上有什么利润。在他主持下，银行又建立起新的分行，稳妥均衡地繁荣起来。
他七十一岁时想到，这个世界对他已经无所求了，于是他脱离了教会。“教会的行为和教义内容都向他证明，教会里没有真理。”脱离教会是他秉性诚实的表现。
最为可贵的是他的独立性，即使是很高的荣誉也休想使他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他没有参加帝国议会，虽然当时有人请求他这位“全体自由主义者天才的领袖”参加。他拒绝了大公爵授予他的枢密院商务顾问的头衔；为了在路上不向国王鞠躬，他宁可绕道而行。当他正要被晋升为地方长官时，他又断然拒绝了，因为除了迫不得已以外，他不愿多当一会儿的头面人物。他感到衷心欢畅的是从那些他从未懈怠过的使命和责任中解脱出来，再回到人们之中、回到自然之中去。打猎是他实在的生活。为此，他租了范围甚广的猎场，有一次甚至租下了施比克罗克全岛。
他办任何事都有具体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思考是理性的、清晰而坦率的。然而有一种内心的恐惧却使他不可能无论在何处都感到舒畅，哪怕在反思中他也会感到不舒畅。他不探涉别人的心灵，而且也不让别人触及他自己的心灵。因此他常常难于同别人交往，一生都把自己禁锢在一种“几乎命中注定的孤独”之中。“他宛如一株孤傲挺拔的橡树，本性就不会弯曲……倘有人想使他改变模样，准会碰得头破血流。”
如果说他对什么还有敏感性的话，那就是素描和水彩画了。除了许多“习作”——一般是些精巧的临摹——，他画得最成功的是风景画。这些风景画画面空旷、光线明亮、恬淡素雅，色彩浓淡、强弱相宜。这些画虽然算不上是什么上乘之作，然而它开阔的视野以及轻松的气氛，以后都转变为他的儿子的哲学素养。
雅斯贝尔斯看来对父亲无限崇敬，把他视为“完美无缺”的人，亦步亦趋地效法父亲。到了少年时期，他才感觉到了父亲心灵的禁锢。尽管这使他感到十分痛苦，但是它仿佛根本没有造成他同父亲之间的距离。同父亲的这种从童年时代开始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父亲去世（1940），这使得难斯贝尔斯一生都没有能“以公正无情的客观性”来谈论他的父亲。
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卡尔.西奥多，他于1883年2月23日下午二时三十分诞生于摩尔德克大街的家中。当他二十五岁生日时，父亲写信给他谈到他出世的这一天:“1883年2月23日我站在我们摩尔德克家中的卧室里，期待着马上成为父亲。突然一阵婴孩的啼哭声传入我的耳膜，就在此刻我听到一声鸡鸣。屋里屋外顿时充满春意。”这个孩子身体虚弱，从小令家人十分耽忧，还是个襁褓中的乳婴时，他的呼吸道就生了毛病，不停地呼喘、咳嗽，夜间更是久咳不止，头部和膝部长满湿疹，很容易感染。“我从未健康过。即使我的生存已处于十分令人忧心的境地，我的父母也从未丧失信心。他们总是让我感到，生活是何等美好，我不是他们的累赘，而是他们的欢乐。”幼年的情景在孩提的雅斯贝尔斯面前是一幅严峻的，然而却是情挚的图画。
卡利——不久，大家就这样称呼他了。他的一生中，家里人都是这样叫他——同比他小两岁的妹妹爱娜、比他小六岁的弟弟埃诺以及比他年长六岁的、妈妈最小的弟弟泰奥多尔·唐茨恩一块儿长大。雅斯贝尔斯在回顾童年时，对妹妹——在他死后仍活着——“怀着十分美好的回忆”，对弟弟仅仅是提及而已。他的弟弟是家里一个颇有心计的、“迷人的”孩子。他健康、活拨、勇敢、精明，几乎象个小姑娘一样惹人喜爱，但同时他又奢侈、暴躁、浮而不实，骄横无理，只顾自己。他以后所干的一切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空军军官，以后开起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当了一名律师——开始总是雄心勃勃，但热情很快就消失。他自以为前途黯淡时，便在父母亲的家中服毒自杀，当时不过四十岁刚出头。母亲深知他生存的黯然无望，也就听任他去死了邱小冬，直到明知已来不及抢救时，她才去请医生。雅斯贝尔斯晚年叙述此事时(以便让人知道真相)，补充道:“请您不要忘记，他是我弟弟。我俩有很多相似之处。自然赐予他幸福，却毁灭了他的命运，自然对我虽然吝啬，然而我却是幸运的。”
泰奥多尔.唐茨恩日后成了重要的国家首脑（1919年至1921年，1945年至1946年，他两度出任奥尔登堡的总理，1947年去世时任下萨克森州首届内阁的部长)。童年时代他在孩子们的游戏中也是个领袖人物。在他的带领下，孩子们建造多层的小木屋，制作木排，坐在木排上畅游河渠，晚上在花园里游荡，吓唬大人，用汽枪打玻璃窗，冬天在封冻的河面上狂奔，在白雪皑皑的草地上滑雪。如果玩耍时发生纠纷，他便躲回到自己父母家中，惶恐不安，害怕遭到责打，因此他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朋友来为他解除危难，因为“单是我一个人是帮不了他的忙的”。他的行为准则是:“不反抗——反抗无济于事”。
父母亲以他们的表率行为教育孩子。他们认为，对孩子无需使用权威，也不必把客观的权威当作不可触犯的戒律。对孩子们的基本要求是：真诚、贤达、淳朴、勤奋。如果要使孩子们服从某个决定的话，他们从来不用命令、体罚，而是竭力说明原委，分析各种可能性。孩子们应该学会思考、不依附别人，他们的意志不应受到伤害，而应该坚强，坚信自己的思想，盲从被视为恶行；对凡是要求盲从的地方，必须嗤之以鼻。因此，在谈到权力国家时，家人的口吻总是不信任；在谈到教会时，满含嘲讽；在谈及军队时，充满蔑视。在这方面，雅斯贝尔斯比起父亲来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次父亲要给他介绍一位孩子相识，可是他却断然拒绝说:“不，我不愿认识此人，他是个军官的儿子。我父亲当时规劝我:‘孩子，人不要有偏见，军官也可能是个好人。’”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孩子们在上学前和上学期间曾在精神上受过父母的钳制。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学习，父母不阻止他们正常的功名欲，他们知道，学校使孩子们感到是一种威胁。雅斯贝尔斯在最早一篇关于童年的回忆录中提到过这种威胁:“在餐厅里我突然明白，总有一天我得去上学。我冲进餐厅，父亲正在那里会客，我赌咒发誓似地对父亲说:‘我永远不要上学!永远不上!’”当他以后不得不上学时，家里人陪了他好几个星期，“以防生狗......和警察”。
雅斯贝尔斯不是最出类拔萃的学生。最初几学年中，他在三十个学生中居第六名，后来大约是二十多个学生中的第三名。高中毕业考试时，由于他笔试成绩优秀而免去了口试。
尽管他成绩不错，但是他总担心留级。毫不费力的功课只有数学，他觉得语言很难学，德语作文尤使他感到“说不出的吃力”。
在文科中学的最后几年里，他与校方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冲突产生的原因不在于学习的困难，而是由于对学校精神的厌恶。雅斯贝尔斯厌恶学校那种“对皇帝和大公爵俯首听命然而又装腔作势地给自己装点上语言学家的科学精神”。在他看来，他的中学校长斯坦沃特就是这种精神的代表。于是校长把仇恨全都倾泻在他身上，偏执的刁难，强辞夺理的诡辩，恨不得把他“置于死地”，然而在雅斯贝尔斯面前，校长一次次地理屈辞穷，遭到难堪。在七年级和九年级时，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这种冲突达到白热化。校长为了镇压“反对派精神”，竟然威胁要开除雅斯贝尔斯。可是雅斯贝尔斯在毕业典礼上再次表明了他的反对派精神。校长叫他在毕业典礼上用拉丁语作告别母校的演讲，然而他却拒绝了，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足以进行演讲的拉丁语多这种事先周密准备的演讲是对听众的欺骗”。校长当时没有发作，但是在同雅斯贝尔斯临分手时却进行了报复，他的告别辞是:“您将一事无成，您的机能有毛病!”
中学的这段经历对雅斯贝尔斯来说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性。诛仙往生咒首先，他学会了独来独往。在那些困难时刻，同学们都趋附于校长。“尽管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我总被视为一个调皮捣蛋的家伙，一个落落寡合的偏执狂。”其次，他最终并没有被开除这一事实也使他明白应该恪守一个界限，即在遇到大风险时要竭力寻求“委屈求全的办法”。因此，独来独往和有限制的胆量，这二者“在我一生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凭借它们就可以预先决定我的此在应该发生哪些变化”。
为了使雅斯贝尔斯摆脱孤独，父亲带他一起去打猎，然而这个孩子太柔弱了。他总是又折回家中，以“愤世嫉俗的忧伤”读斯宾诺莎的著作。对他来说，只有离开学校才算是真正的解脱。
学校的生活给这个少年本来无优无虑的童稚的意识蒙上了一层阴影。他想:“我再也不愿重做一个小孩子了。原因何在呢?因为小孩子要听任无知的大人的摆弄，浑浑噩噩，对一切都无可奈何......成人以后，这些痛苦便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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